岭南文化是一个多元、开放性文化体系，它是在岭南特殊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是一篇中国地理学中的岭南学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学派是一种学术源流或派别，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而能够立于学术之林，占有一定位置。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塞外之精华，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岭南学派。这个学派在政治、哲学、戏剧、音乐、绘画、方志、民俗、医药、园林、建筑等，无论社会、自然还是技术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支脉。它生于岭南大地的繁茂枝干和浓密绿叶，始终覆盖和延伸我国学术园地各个角落。作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地理学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它的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内容特色和风格等在整体上应是一致的，但它在岭南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存在和发展，却又不能不深受影响，在学术渊源、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深深地打上地区烙印，形成一个重要流派，即地理学上岭南学派。这个学派渊源很早，兴起于明末清初，成熟于近现代，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贡献良多，继承和弘扬岭南学派文化风格，对前进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地理学仍有重要意义。

一、 地理学岭南学派渊源

地理学是岭南文化一部分，岭南文化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或者亚文化。先秦时期，南越文化已经孕育和发生，具有种植水稻，居住“干栏”建筑，嗜食水产，断发文身，笃信鬼神等文化特质。考古材料说明，南越先人在选择适应热带环境的生产生活模式中，形成了具有上述文化特质的某些地理知识萌芽。例如距今三四千年曲江石峡遗址出土人工栽培稻，反映土地利用地理知识;高要茅岗遗址所发现“干栏式”木构建筑，是为了适应岭南湿热气候和多毒虫猛兽地理环境;广州发现秦汉船台(现今该船台基本被否定)，其起源可能在先秦，也是海洋地理知识萌芽一个佐证。它们反映，远古岭南地理知识萌芽和积累，一开始就具有热带性和海洋性这两个特点，它们恰是岭南文化最大特质。

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南来，开始了汉越文化大融合时期，岭南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虽然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但其本底仍是南越文化，幷涵摄了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成分，产生强烈的地域特色，在土地利用、建筑、语言、风俗、宗敎等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文化个性。而地理学在岭南，这时与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业已建立并持续发展一样，虽然不能摆脱以沿革地理为主体发展道路，但除了官修方志以外，至少沿革地理在岭南不如在中原北方及岭北地区发达。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岭南就很少这方面有重要影响著作和学者，例如从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和人物较为全面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引用有关资料来看，专以岭南为对象的沿革地理著作可谓凤毛麟角。相反，阐发岭南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有关著作，包括笔记、游记、舆圗、小品杂志等，代有其作。其主要内容皆环绕岭南地理的热带和海洋特点展开，介绍这里热带自然条件、资源、灾害、田土、物产、贡赋、语言、风土人情、宗敎、民族、人口、建筑、交通、海外往来等，从汉杨孚《异物志》，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唐刘恂《岭南录异》，宋周去非《岭南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彧《萍洲可谈》，余靖《海潮圗序》，到元陈大震《南海志》，以及明清时代姚虞《岭南舆圗》，顾?□《海槎余录》，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调元《粤东笔记》，吴震方《岭南杂记》，范瑞昂《粤中见闻》，张祥河《粤西笔述》，张心泰《粤游小志》，齐召南《粤江诸水篇》，吴绮《岭南风物志》，陈坤《岭南异闻录》，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海录》等，都无不如此。有些作品还探讨了地理规律。例如《南方草木状》根据植物分布特点将岭南作为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分界线，其曰：“芜青，岭峤已南俱无之，偶有土人因官携种，就彼种之，出地则变为芥，亦橘种淮北枳之义也”。〔1〕《广东新语》则更明确地以大庾岭作为热带和亚热带分界，并以榕树为标志：“(榕)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梅，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裟偃蹇者异。”〔2〕。吴震方《岭南杂记》也有类似论述，而明正德《琼台志》还总结出荔枝以韶关为分布北界，并视此为热带和亚热带界线。此外，余靖对潮汐与月球运动关系，以及屈大均对鱼类回游规律认识等，同样表示了地理学在岭南所包含的地域个性，而这都是其它地理著作所欠缺或者代替代不了的。

岭南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多元性特点，地理学在岭南也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域外地理学成果，并使之整合为自己一部分，这也是地理学在岭南一个重要源头。例如六朝以来泛海抵广州外国僧徒、旅行家人数不少，他们传进古代阿拉伯地理知识;唐代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聚居在广州“蕃坊”，自成社区，建有怀圣寺和光塔，伊斯兰文化和海洋地理知识等随移植广州;宋元时期，广州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通商往来更加频繁，更多域外地理知识在岭南传播也势在必然。这是中国地理学在其他地区发展难以相比的。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已发展到终结阶段，处处显示出迟暮状态。而这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却在岭南大交汇、大碰撞，岭南文化最终形成为一个多元、复杂、开放性文化体系，比其它区域文化更有生机和活力。地理学在岭南也显得特别活跃，西方新地理学许多重要成果作为一种时代潮流，首先被引入岭南，然后流布全国，岭南成为我国近代地理学第一个发祥地。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敎士利玛窦立足澳门，久居肇庆，将西方新地理知识，包括天球仪、地球仪、地圗、经纬度、地区性气候和海陆分布，以及世界各国地理状况介绍进来，使人耳目一新。恰如清初地理学者刘继庄说：“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3〕。例如当利玛窦将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圗张挂在肇庆天主堂门口时，“有知识的中国人喷喷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圗。”〔4〕这样的地圗后来绘制出来。“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圗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敎育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承认那张地圗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以后，他们对欧洲的敎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肇庆知府王泮还令刻印所绘《山海舆地全圗》，赠给朋友，此圗后又在北京镌刻，易名《坤舆万国全圗》，影响至广。利玛窦后来到了韶关、南昌、南京和北京，传播西方宗敎和科学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地理学重新传入中国，岭南为首途之区，其知识原理很快为一些有识之士接受，并以之评论、解释一些地理现象。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于1839年来广州，组织人力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y)编撰《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引进了独立的世界地理知识，此书也是我国人最早翻译的一本世界地理。后来林则徐又委托好友魏源在《四洲志》等丰富资料基础上，编撰成《海国圗志》，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国情，也是我国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地圗集。与林则徐同时代番禺人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丛书》，也同样刊出刻有当时传敎士译写的世界地理。据曾昭璇敎授说，他家所藏这套丛书，其中有名的《外国地理备考》有8册之多。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海国圗志》，指出“此两书(另有徐继畲《瀛环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始于始”。梁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另外，梁启超也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接受、传播西方地理知识的学者，他先后发表了《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广东与世界文化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章，从近代地理学原理出发，评价广东在世界史上交通、文化、宗敎地位及其与世界各地关系，皆为别开生面之作，当时从林则徐、潘仕成到梁启超等一大批先进中国人主要以广州为基地学习西方包括地理学在内一切先进思想文化，并创造出许多新思想文化成果。这不仅标志着岭南在我国近代地理学发生发展中居领先地位，而且在这里也荟萃着一个地理人才群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志士仁人，虽然不一定是专门地理学者，但他们迫切要求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必须要掌握一定地理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近代地理学者首先在岭南立足生根的社会基础，而这是战后中国其他省区难以相比的。

二、 地理学岭南学派的形成

地理学岭南学派作为中国地理学一个流派，主要形成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一方面是地理学在岭南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不是由某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大群地理学者共同建立、推动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学派形成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件大事，影响至为深远。

经过清末民初以来张相文等一大批地学工作者的努力，到20世纪初，近代地理学在我国已经草创起来，20世纪前后，广州正成为大革命摇篮和时代思潮热点。由于南北政治对峙，北方一大批各种各样专家学者纷纷南下，执敎于广州地区大专院校。加之广东当局也采取一些有利科学文化发展政策和措施，因而在广州主要在中山大学出现一个科研和敎学繁荣局面，有利于各种学派形成。更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留学人员，也有很多人选择广州作为工作地区。于是在广州地学研究和敎学机关，聚集一个较大地学人才群体，例如中山大学于1926年设立地质系，是我国最早的地质敎学单位之一，仅迟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时聘德国地质学者W.克勒脱纳敎授为系主任。1927年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人员阵容也很强大，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兼任所长，他本人也是一位留德归来地质学者，聘请不少外国地质专家任职，如德国人叶格耳(Ott Jalkeg)、瑞士人哈安姆(Afrnold，Heim)、奥国人古力齐(K.Krejci Glat)等。国内地质界元老不少人当年也在此任职，如张席褆、何杰、李学清、冯景兰等。两广地质调查所对华南地质调查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它的许多重要成果体现了岭南文化务实风格。1929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标志着广州成为我国地理学重鎭之一。中山大学地理系是我国最早设在理科的一个地理系，与当时很多大学地理系设在文科不同，这也是一个创造。中山大学地理系初聘W·克勒脱纳为系主任，两年后由另一位德国敎授W·卡沙继任。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摇篮，诞生过洪堡和李特尔那样伟大的地理学家。中山地理系是按照德国地理敎育模式设立的，特别重视地理技能和野外工作训练，与英美地理敎育的模式不同，这也是学派形成重要因素。除了朱家骅，后来留德的还有沙学浚、叶汇敎授等，他们传播了德国地理学思想和作风，为地理学在岭南增色不少。

法国近代地理学与德国近代地理学至少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尤以区域学派闻名。三十年代初，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孙宕越，吴尚时敎授一本法国地理学派作风，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地理敎育和研究上建树颇多。特别是他们高度重视野外考察，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一套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许多人成为我国地理界的栋梁。他们的成果和作风，不无法国区域学派基因，对我国地理学界也产生重要影响。这样一个人才群体，实际上也是学派形成标志之一。中大地理系还汇集着英美学者，我国自然地理学一代宗师林超敎授，1934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是著名地理学者罗士培(P.C.Roxby)研究生，1938年回国，担任中大地理系主任，在综合自然地理方面很有成就。此外，建国前担任过系主任的王益崖、蔡源明、洪绂、吕逸卿、邹豹君敎授等，主要毕业于英美一些大学地理系，他们与上述各位学者一起，将中大地理系办成一个容纳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地理敎育机关。中大地理系成立不久，即创办地理刊物，先后有《地理集刊》、《地理与旅行》、《水文气象简报》等，许多师生在这些刊物发表论着，内容主要是关于岭南地理的研究成果，例如吴尚时许多地形和水文论文，主要是在《地理集刊》上发表的。这些刊物出版发行有助于加强岭南学派在全国印象和地位。

30年代，广东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一定发展，学术活动得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环境中进行。这也是利于学派形成的外部条件。

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和《地理学报》创刊，自此地理学与地质学不再统称地学，中国近代地理学走上独立和成熟发展阶段，同时出现了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理重鎭，形成各具特点的学术分布格局。这样，大抵在30年代前后，在一大群地理学者努力下，地理敎育和研究机关、专门学术团体、定期刊物相继出现，地理讲座、野外实地考察之风渐盛，以中大地理系为核心的地理学岭南学派在广州自发地形成，并以自己独特学风和成果，出现在全国地理科学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