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理学岭南学派的风格

一个学派之出现，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治学精神和追求，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派。地理学岭南学派之所以能在全国地理学界中自成一家，在于它像岭南文化风格一样，具有开拓创新，不断前进;涵摄中外，兼收并蓄;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等特色，也是它的优良传统。

1、开拓创新，不断前进

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在岭南无时无处不受制于岭南文化的整体意识，并在岭南文化总的发展潮流中同步前进。为此，地理学在岭南首先需要开拓创新，不断前进。自古以来，岭南人在变自然景观为人文景观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接触中，锻炼、改造和提高了自己，形成不断追求进步、改革的热情，以及为此所必需的气魄和智慧，故能接受新鲜事物，加以消化、仿制和创造。近代历史表明，大凡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和事，基本出现在广东，继而影响和推广到内地，这也包括了地理学。上述利玛窦引入西方新地理地圗知识，林则徐、潘仕成翻译出版世界地理著作即属其例。鸦片战争前后，岭南学界人士兴起一股“经世致用”思潮;一些学者不再皓首于古籍考据，沉溺八股文，专从科举中找出路，而注意一些务实的“新学”，吸收西方新鲜科学知识以致用，包括地理学，这也是一种开拓性行为。广东人华蘅芳分别于1870年和1872年翻译英国地质学家赖伊尔《地质学原理》(又译《地学浅说》)和丹纳《矿物学敎科书》(又译《金石识别》)，这是西方地质学介绍到中国之始。史学家梁廷楠当时费了很多精力，研究当代史地，编纂中国第一部海关志——《粤海关志》，其中有不少新地理学成分，他另有中国第一部关于美国史地著作——《合众国说》，简要介绍美国历史、地理和政治制度。道光四年(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建“学海堂”，是广东最负盛名学府，其“不课八股”、而以经史词章为主，兼及天文地理。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即为该校学生。其摈弃八股也是一种大胆尝试和革新，“学海堂”开设地理科比1867年京师同文馆设地理为必修课要早四十多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1887年创办广雅书院和广东水陆师学堂，设置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其中包括舆地，历算等，为我国书院敎育改革先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广东先办大学，次办中学和各种高等专门学校，最后才办小学，与全国一些地区相反，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全省中学堂都根据张之洞奏定章程规定，在必修课目中有地理一科，这对普及地理知识，功不可没。继京师之后，1864年在广州开设我国最早一所外语学校——广州同文馆，这是一种新式学校，天文地理为必修课之一。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地理在我国建立起来，岭南地理界一马当先，进行许多革新尝试，令全国同行注目。1929年中大地理系成立，归属理学院，一反全国大多数院校地理系归文学院惯例，其开设大量必修课和选修课程，居全国同类学校之首。例如必修课就有读圗学、制圗与测量、普通地理学、普通地质学，地形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本国地志、南洋地志、美洲地志、野外实习等22门，选修课计有岩石学、气象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等9门，1935年又增设都市地理学，是全国较早开设这门课程的地理系之一。到抗战前夕，根据战争形势需要，中大地理系又率先开出“战争地理”，由吕逸卿敎授主讲，效果甚好。抗战军兴，孙宕越、徐俊鸣敎授则致力于军事地理和国防地理研究，两人合着有《军事地理学》(1939年)，徐俊鸣有《国防地理导论》，孙宕越有《我国各战场军事地理之研究方法》，沙学浚有《位置的价值》—— 一个国家地理的讨论》等论着，为扩战服务，这都走在许多院校前面。抗战胜利后，经济建设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大地理系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洪绂有《中国工业化问题》，地理系毕业张保升有《四川经济建设之地理基础》等，皆为代表性论文。1947年洪绂还根据日本投降后形势变化，发表《修订地理学系课程标准刍议》一文，对大学地理系课程设置提出许多意见，也是具有创见性之作。用近代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地理区划，在我国起步甚晚，30年代，洪绂敎授已开展这种研究，撰有《划分中国地理区之初步研究》，为这方面最早论文之一，1945年又有《中国之地理区划》及分区圗一幅，堪为我国地理分区较早方案之一。

建国后，岭南地理界又在开拓创新方面迈开坚定步伐，取得丰硕成果，不但地理阵容扩大，增设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广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和中科院广州地理研究院所等，使广州成为与北京、南京并列的全国高等地理敎育一个中心，而且在理论研究和科目设置上不断更新，在全国地理界处于领先地位。在自然地理方面，1952年在中大地理系建立自然地理专业，早于全国许多院校;50年代后期，中大地理系与北大地理系一样，最先引入苏联景观学，1957年—1958年，苏联专家А.Г.伊萨钦科在中大地理系讲学，全国有关地理人员纷纷前来，广州成为“景观热”中心之地。60年代化学地理在我国兴起， 中大地理系即在全国率先开展这种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达到较高水平;70年代后期，环境科学从国外传入，中大地理系为全国首先从化学地理转变为环境研究的单位之一;近年则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并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岭南自地理界涌现一批富有开拓精神、填补学科空白、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华南师大曾昭璇、中大唐永銮、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等即为他们出色代表。在经济地理方面，1956年以中山大学曹廷藩敎授为首创办经济地理专业。在五、六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地理是研究生产力抑或生产配置的论战中，曹廷藩敎授独树一帜，坚持认为是研究生产配置，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敎授孙敬之和北京大学敎授胡兆量观点，被称为第三种观点。这种论战后来发展为分别以孙敬之和曹廷藩为首的北方和南方两派之争，中大地理系即为南方派基地，那里成为曹氏观点汇聚中心，同时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祇是到了文革时期，南北之争才销声匿迹。五、六十年代，当计量地理等在国外兴起时，中大地理系王正宪敎授即预见数理方法在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运用数理分析进行规律论证，将补充描述对地理规律归纳之欠缺，这肯定是地理学重要方向。这一预言后来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地理系一系列研究所证实。又60年代，我国许多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不少违背农业生产地域分异规律，“一刀切”现象，中大地理系毕业的周立三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受到周恩来重视，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而由中大地理系、广州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在东莞县开展县级农业区划所取得的经验得到全国第二次农业区划会议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比许多同行先走了一步。70年代中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大地理系经济地理敎研室许学强等一批敎师，预见到城市地理学会有广阔发展前景，迅速将经济地理专业方向有重点地转向城市和区域规划，在华南率先开展理论和实践探讨，事后表明此举符合新形势需要，并已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深圳、珠海、汕头、海南等经济特区在我国崛起，大陆与港澳台关系也发生变化，广东地理界很快展开经济特区和港澳地理研究，发表论着不少，推动全国类似研究勃兴，至今未减。这不是别的，乃岭南人开拓创新文化潜质和能量在新历史条件下表露和释放。在历史地理方面，建国后主要由于北京大学侯仁之敎授的努力，历史地理学摆脱沿革地理道路，成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而建国前，虽然在北京有“禹贡”学派，他们在历史地理方面确实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是一个很有成就学派，但这个学派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不能代表历史地理性质和方向。侯仁之敎授功绩恰恰是完成了这种转变，这是历史地理学界一致公认的。建国初，当时尚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在中国科学院内，其总结我国历史地理发展时，指出历史地理有六大名家，即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王成组、徐俊鸣、曾昭璇六位地理学者，其中侯仁之，王成组是先学历史再学地理;谭其骧、史念海出身历史，徐俊鸣、曾昭璇出身地理。两种学科组成一股力量，对发展我国历史地理学，都作出很大贡献。但岭南学者对历史地理已有建树，主要不在禹贡学派所代表的方向上，而在于作为地理科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上，即不仅在沿革地理，更重要在于复原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地理景观所取得的许多开创性成果。例如徐俊鸣对珠江三角洲水陆变迁、广州城市历史演变，海南岛区域历史开发，以及抗战所作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等即体现了历史地理方向;曾昭璇早期对衡阳都市地理、广东南路区域历史地理等成果已为前世界地理学会会长、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敎授G.B葛德石欣赏，建国后又在广州城市历史地理、岭南历史自然地理，特别在历史地貌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后者被侯仁之敎授称为开辟了历史地貌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徐俊鸣、曾昭璇两人走过的科学道路和成果，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岭南的特色和风格，也是岭南历史地理学者并没有因袭禹贡学派传统，而是走创新与发展道路，在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地理学一个分支学科，采用了田野考察方法(这正是建国后历史地理学各名家所达到的共识)，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所取得的瞩目成就。

2、涵摄中外，兼收并蓄

岭南文化是一个多元、开放性文化体系，它是在岭南特殊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作为岭南文化一种风格，虽然其在岭南文化某个领域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但有一个共同地方，即它是在广泛涵摄中外文化精华，兼收并蓄，滋养和生长起来的。岭南地理学者也本着这种精神，博览群书，吸收一切有用中外地理知识，形成自己知识结构体系，产生相应的成果，并作为岭南学派一个特色，异于其他地理派别。

中国古代地理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寳库，岭南地理学者非常重视从中发崛、摄取有益养分，使之成为自己知识构件。明末清初广东史地学者屈大均所撰地理百科全书式著作《广东新语》，其许多素材依靠博览群书所得，如为该书作序的潘耒曰：“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终成传世名作。徐俊鸣博览我国历史文献，建国前写就《中国历代统一地理观》一书，蜚声海内外;近年刊行《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其引用文献之多，在岭南地理界堪为翘楚。中大地理系孙宕越敎授抗战时所写《国防地理》巨著，博引古今中外许多用兵成败战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例，同样融汇大量历史资料。华南师大地理系吴壮达敎授为研究台湾地理，收集有关台湾文献不遗余力，故鸿篇巨制，不断推出;研究西北史地和黄河变迁史闻名中外的中大历史系岑仲勉敎授，在博览群书方面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他们著作中有很深厚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渊源。

岭南学者利用广州口岸之便，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在接受中原和其他文化之同时，大量引入海外文化，使之成为岭南文化一部分。他们对西方文化典籍，先睹为快，其数量和种类之多，举世公认，许多饱学之士，几无不藉此成功。在地理学方面，也由此形成各家各派相互取长补短，并驾齐驱局面，其成果也更为新鲜，创造性尤为突出，显示岭南文化丰富多彩风格。据统计，清咸丰三年到宣统三年(1853—1911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地理方面著作58部，天文气象12部〔5〕。谅相当一部分是在广州翻译出版的，因为清代设立的编译机关，除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以外，就是广州同文馆了。民国以降，阅读外文地理书籍在广州尤为时尚，这时期地理学者，都掌握一二种外文，一些人在学生时代已有译作，如中大地理系林超、楼桐茂、周廷儒、叶汇、罗开富等莫不如是。而书本翻译的则有吴尚时、梅甸初等。德、法、英、美等不同流派地理著作先后被介绍进来，这对当时我国近代地理知识传播起了很好作用，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地理学者也基于此。突出例子首推吴尚时， 他利用深谙英、法、德文之便，尽量搜罗、吸收各国地理学派之长，融会贯通，先后开设地形，水文，读圗、制圗，日本、北美和非洲地志等课程，撰写大量论着，比英美学者文章见称，成为岭南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个最突出例子是原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1934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生，他读书之多是地理界公认的，他不仅在自然地理各部门中，而且在人文地理、环境保护方面研究也很深入，故能成为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合适人选，领导中国地理科学前进。黄秉维不祇在地貌学上有修养，而且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很有成就。1941年他在浙江大学《史地杂志》发表《中国之植物区域》被一些大学地理系作为植物地理敎科书，受到学生欢迎，建国后，黄秉维从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研究以及中国自然区划等工作，都建立在非常广博和深入知识基础上。他在地理学上提出水热平衡、化学地理和生物群落观点，对当时自然区划和自然地理研究，无疑有创新和指导实践意义。可贵的地方还在于，黄秉维并没有出国留学，却通过读外文书刊达到同样目的，即使在任务非常繁忙时他也要挤出时间读书，这些时间往往是放弃休息和睡眠省下来的，故读书比别人要多，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他已是饱学之士，皓首穷经，仍阅读不辍。中大地理系出身的北师大周廷儒敎授，他对自然地理中外文献之熟悉与野外工作之勤快相得益彰，故能创立“古地理学”这门新学科。还有罗开富敎授，精通英语，懂法语、德语和俄语，博闻强记，读书之多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中国自然区划方案多有创见，如把辽河平原划入华北区，把英德以南划入华南区，与传统划法不同，这已为现在大学敎材所采用。曾昭璇敎授也放弃了去美国留学机会，但他酷爱读外文书，思想受多方面启迪，才思敏捷，笔走龙蛇，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大洋洲人类地理学比较研究》参考英法文资料三百种以上，获得指导敎师杨成志敎授和语言学者王力等高度评价，曾昭璇后来在地理学各个领域有出色成就，不可忽视一点在于他通过博览群书获得渊博知识。此外，中大地理系出身的厦门大学韩振华敎授也是依靠读外文书而作出很多建树的。

建国后，岭南地理学者很快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从过去崇尚西方地理学转到学习苏联地理学，博览他们过去不熟悉的俄文书刊成为这种转变关键的一环。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这股潮流，如饥如渴地吸取苏联地理学精华，在中大地理系圗书室里，就有莫斯科大学学报(地理学)、列宁格勒大学学报、苏联科学院通报、苏联地理学会通报，以及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等俄文期刊十余种。许多人很快掌握这种语言工具，一些人成为苏联地理学专门家，代表人物有中大地理系王正宪敎授、曹廷藩敎授、钟衍威副敎授等，王正宪敎授还翻译出版俄文版《英国经济地理》、《新城市总体规划》等书，乃岭南地理学者学习苏联地理学一个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地理学者仍保持对日新月异世界地理科技狂热追求，充分利用邻近港澳这个优势，吸收、引进西方地理学最新成果，同时以崭新姿态和装束，走出国门，踏上与世界地理科学界交往道路。仅中大地理系1980—1988年派到美、英、日、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香港进修、考察、访问、交流、合作研究敎师45人次，出国攻读学位研究生、青年敎师为数也不少。这些国家和地区前来交流、讲学地理学者人数更多。中大地理系还举办过“城市规划敎育研讨会”、“城市建设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城市在亚洲”、“珠江三角洲环境与空间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德地理学发展与地理敎育学术讨论会”等大型国际性地理学术交流。华南师大地理系、广州师院地理系、广州地理研究所等类似交流活动也不在少数。岭南地理界与西方国家和港澳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例如广州地理研究所与联合国大学合作研究“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水陆相互作用”，广州地理研究所、华南师大地理系合作进行“广东省花岗岩地区土壤侵蚀与整治的研究”，与联合国敎科文组织进行“鼎湖山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人与生物圈)，以及与日本筑波大学开展“南亚热带气候资源合作研究”，还有中大地理系与加拿大不列顚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人类聚落研究”等。另外，翻译、编着出版国外地理书籍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例如许学强、朱剑如编着《现代城市地理学》，即系统介绍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学派及其主要观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都为借镜、吸收国外地理学新成就创造了良好条件，岭南学派恰利用这种形势，大大加强、充实自己学科特色。

3、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

岭南属热带气候，三冬无雪、四季常花，一年都可以开展野外工作。这种地理环境对于实践性很强的地理研究非常有利，因为有了这个天然条件，地理学者可以长期接触大自然，在实践中探索眞理，总结规律，这比北方地理学者限于夏天出野外，冬天在室内总结有很大优越性。这不仅对于地理学，而且对于地质学、海洋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都一样有利。故长于野外工作和实践反映岭南学派另一个特征。

中大地理系创办之初，以自然地理学最为出色，野外考察为地理敎育最重要环节。这是出长地理系的德国敎授将高度重视野外工作的德国地理学派的传统带进地理系的。先于地理系成立的地质系不少敎师也同时兼任地理课程，地质学更是一门以野外为课堂学科，他们给地理系野外工作以很重要影响。1930年，系主任W.克勒脱纳带领学生开赴云南边疆考察，时为学生的林超、周立三、周廷儒等参加了那次探险式活动，他们攀登上海拔4122米点苍山主峰，发现冰川地貌，至今仍为学术界公认。林超还沿怒江河谷前进，从植物地理观点出发，将热带河谷地段勾划出来，这项首创成果后作为中国热带一段界线被广泛采用。在克氏拟定数学计划中，有一门“科学调查”课程，专门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大抵每周野外考察一次，假期则作长途旅行考察，云南之行即是规模最大一次。第二位德国系主任W.卞沙也以野外工作为主，由他领队考察过的地区，包括粤西、西江、北江、香港和广州市附近地区，当年一些学生，如上述林超、周立三、周廷儒、黄秉维等日后能成为中国地理学界领导者，都与早年受过严格野外训练有很大关系。后来从法国归来的孙宕越敎授出长地理系时也很重视野外工作，每个学期有十余次之多，并建立长期基地，例如1936年3月议决将广州附近联和市、下水声、黄婆洞一带作为地形研究地区，每周或隔周考察一次。孙宕越带领学生考察五岭山地，收获不小，故1937年6月19日《中山大学日报》称地理系“对于实地考察，尤为注意”。抗战时期，地理系几经搬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系主任吴尚时敎授仍坚持带领学生外出考察实习，并写出一批有独到见解的论着。他的许多弟子形影不离，得益良多，如曾昭璇、罗来兴、何大章、钟衍威等都成为野外考察专家。也由于长期野外生活，吴尚时罹致虐疾和肝病，曾昭璇得哮喘，钟衍威患胃病。地理系这种学风后来成为传统延续下来，建国初吴尚时高足罗开富当系主任，带领学生爬山，专走险径。其学生黄进敎授，今天仍以花甲之龄跑遍全国，进行地貌研究，取得许多第一手资料，在丹霞地貌研究上作出新贡献。叶汇敎授未当系主任时经常带领学生作短期考察，足迹到达广西兴安灵渠、桂林喀斯特地区。曾昭璇敎授对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很感兴趣，并取得许多开创性成果，受叶汇敎授启发和感召也不少。

网友们，中国地理学中的岭南学派就到此为大家介绍完毕了，祝大家能够获得有用的知识。

相关推荐：

地理学论文之地理教育对构建社会良性环境意识的意义  

中学地理教学如何渗透防震减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