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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情况的回忆，即他说：他1967年“4月下旬到北京”，这时，“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我认为，不符合事实。
　　说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其名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左”，没问题，所有造反派都“左”，而在所说的北京五大高校中唯独对地质学院造反派冠以极“左”的组织，其道理安在？“地院东方红”无疑也做过错事，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 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东方红”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比如，中央文革（戚本禹通过我）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看到此说法，我问地质学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当时我们地质学院没有轮到呀！可能上面也不信任……”，这也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也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又叫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
　　实际情况，“地院东方红”在1967年4月下旬以后，恰恰不是“被搞掉”。第一任头头朱成昭，从1966年12月开始逐渐不满意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对逮捕“联动”分子镇压“联动”不赞成，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说陶铸是被抛出来的等等，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领导地院的运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原来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取而代之，成为“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1967年4月3日成立了院革委会，“地院东方红”依然活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力。
　　1966-1967年，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年12月改为“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和“地院东方红”是联系比较多的，不论和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朱成昭，还是和继起的王大宾，都很熟，关系不错。我觉得“地院东方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院造反派是保院主要领导的，即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