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还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一句话，我认为，不论对造反派，还是对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事实搞准确，并且注意人和事的复杂性，坚持分析的态度，千万不能和不要“一锅煮”，用一个名词和概念掩盖和混淆事物的真相。
　　顺便说说，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的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还有不准确的地方。
　　1.凡出现关锋的地方，都把关锋误写成了关峰。
　　2.一面说“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后面又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这两处叙述有矛盾。关于王关戚垮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王力、关锋垮台是在1967年8月，具体说是8月30日被隔离审查，而“戚”（戚本禹）垮台即被抓是在1968年1月12日。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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