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电灯丝的案例是体现“技术系统”重要性的典型众所周知，爱迪生的电灯丝无疑是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人类进人到光明时代的标志。事实上，按照休斯的研究，这一成功不单是技术的成功，更是技术系统成功的标准范例。从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爱迪生不是电灯的惟一发明者。从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英国工程师斯旺(J . Swan)开始研究电灯，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后，最终找到了适于做灯丝的碳丝，并于1878年12月18日试制成功第一只白炽电灯泡。有关斯旺的实验报道在美国发表之后曾给爱迪生以直接的帮助。但是，斯旺比爱迪生起步要早，发明要早，却没有像爱迪生那样站在成功者的舞台上。除开斯旺资金没有爱迪生雄厚，缺少技术力量强大的爱迪生实验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像爱迪生那样注意到，发电站和输电网等配套工程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爱迪生电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用电灯系统替代了煤气灯系统。当时的欧美照明业，煤气灯系统处于控制地位。它有着许多缺点，比如，煤气灯经常由于浑浊的灯罩而变得暗淡不堪;煤气灯随风摇曳，有些晃眼;煤气灯发出大量令人头痛的热量。尽管存在这些缺陷，它毕竟是当时最广泛采用的照明系统。电灯照明想要在欧美照明业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煤气灯系统的新系统。而且，新的照明系统必须比原有系统在技术上更先进、价格上更低廉，否则只有失败。这就是当时爱迪生面临的真实情况。

    为了电灯的成功运用，爱迪生必须研制一个电力系统。为此，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直流发电站，研制了发电机、稳压器、开关、接线盒、绝缘带和保险丝等一系列配件，保证了电灯设备能够配套使用。为了符合纽约市煤气公司管理法的规定，1880年12月17日，爱迪生成立了纽约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为了降低灯泡生产成本，爱迪生做出了很大努力。从第一批灯泡每只生产成本1. 25美元降到第四年每只生产成本37美分，最终降到每只22美分，低于同煤气灯系统竞争的每只40美分的底限。所有这些条件的总和—技术系统成为爱迪生成功的关键。技术工程因素(电灯丝的发明)、经济因素(在价格上与煤气系统竞争)和政治因素(有关电力供应发展的法律框架)的结合，构成了电灯和电力系统。
    比较一下斯旺和爱迪生，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发明了电灯丝，而是在于是否建立一个有效的技术系统。斯旺未能成功的例子表明，单纯的技术是不可能与系统相竞争的，只有系统才能与系统相竞争。爱迪生成功的例子揭示出，技术系统的成功才是真正意义的成功。只有当电灯系统具备与煤气灯系统竞争的实力和能力的时候，电灯的发明才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发明。由此，技术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词。单纯的技术并不能够导致成功。技术的成功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技术系统的成功。只有在充分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有效的技术系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才能够成为可能。
三、社会建构论向技术研究的扩展及其质疑
    在技术研究领域能否运用社会建构论方法，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原有的社会建构论原则能否在技术研究领域适用。比如，对称性是社会建构论的一条重要原则。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强调，“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释风格上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正确的信仰，也可以解释错误的信仰。换句话说，用来解释科学“真理”的原因同样可以解释科学“错误”。那么，在技术研究领域，技术失败真的能够与技术成功具有同等的认识论价值?这是社会建构论的一个突破点，也是遭遇最多怀疑和质疑的一点。在社会建构论那里，失败的意义是重要的，它被赋予与成功同等的认识论地位。在传统的技术研究领域，错误和失败根本就不可能在技术的编年史上出现，它们不被看作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争论由此而起。
    技术哲学家温纳认为，技术产品所具有的政治性，使得对称性原则强调的中立立场成为空想。他引用了“摩西桥”案例。摩西桥指的是纽约著名规划者—罗伯特·摩西设计建造的纽约长岛高速公路上的天桥。在通向纽约的度假胜地—琼斯海滩的高速公路上，摩西修建了两百多座天桥。这些天桥的高度相当贴近地面，只有9英尺高，以至于公共汽车无法从它下面通过。按照摩西的传记作者卡罗(faro)的观点，它反映了摩西的社会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反映了摩西希望把纽约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分离开来的愿望:黑人和穷人往往没有小汽车，他们想要到类似琼斯海滩之类的地方，必须乘坐公共汽车。但是，桥的高度只有9英尺高，只有小汽车能够通过，12英尺高的公共汽车无法通过。黑人和低收人群体只能望“桥”兴叹，上层和中产阶级拥有自己的小汽车，能够自由使用天桥，尽情享受海滩。在这里，天桥的高度成为城市建筑中不平等的政治陈述，黑人和穷人由于12英尺高的公共汽车无法通过天桥而无法享受海滩。不仅如此，天桥建成以后，它变成了永久性的有形基础设施，长久固化下来，成为纽约不平等政治的一道社会风景。
    按照温纳的观点，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使得中立难以实现。摩西利用自己掌握的建筑和市政资源，偏向于照顾自己群体(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同时排斥其他社会群体(黑人和低收人群体)的利益，造成技术选择中明显的政治偏见。所谓的中立立场只能导致不公，成为强势群体政治偏见合理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设想，摩西可以高兴地用中立立场为自己的政治偏见辩护:似乎他相信的是平等权利，实质却是利益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