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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心理学有一个长远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短暂的现在。这话对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也是完全适用的。就是说，和谐教育及其思想并非今日始，而是走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历程。因此，为了把握和谐教育的实质，对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现实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作一番考察，可能是十分必要的。舛谬在所难免，尚望识者指正。

一、和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伟大国家。其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源远流长，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样悠久和灿烂。

我国的和谐教育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是与如下两个观念密切联系的。

一是天人合一论。这个观念滥觞于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文化典籍——《周易》。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道必须和谐统一。首先，认为大自然的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如天地运转、日月并明、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状态;其次，认为人是大自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道应当服从“天道”;最后，认为既然是天道是和谐协调的，所以人道(包括人的发展)也就必须和谐协调。我们认为，天人合一论的这一积极精神，乃是我国古代和谐教育思想的一项理论基础。当然，天人合一论还有其神秘化的消极面，这却是与和谐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

二是和合论。“和合”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哲学观念、文化观念。早在先秦时期，这个观念即已出现。我国最早的古文献之一的《尚书·尧典》即提出了“和合”的理想模式：“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儒家、道家、佛家都采用这一观念，以概括各自的思想宗旨。一般说来，“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合起来看，和合论的基本精神，都是在处理事物内部或外部的关系时，都必须保持和谐、“协和”。这种观念影响到教育，就是教育要使人获得全面的和谐的发展。

我国的和谐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圣人、君子或成人。而这种人应当获得多方面的和谐的发展，如对其低层次“成人”的培养要求便是如此：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注：《论语·宪问》。)什么是“成人”?据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云：“成人，犹言全人。”而所谓“全人”，即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的教育所要培养的“完全之人物”，亦即今之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按孔子的意见，在知、情、勇、艺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便可称为“成人”。正是从此种思想出发，孔子强调把知、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以培养学习者成为“成人”、“君子”乃至于“圣人”。而知、仁、勇“三达德”的统一，从教育上讲，实质上就是智育(“知”)、德育(“仁”)、体育(“勇”)的统一;从心理学上看，则是认识(“知”)、情感(“仁”)、意志(“勇”)的统一。这两种统一，便为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孔子以后，历代不少思想家、教育家都持和谐教育思想。如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提出了培养“成人”的教育目的，并主张通过全(指人的知识、才智、品质等发展完全、全面)、尽(指发展彻底、极度)、粹(指发展精粹、完美)之学去予以实现。西汉董仲舒继承孔子仁智统一的思想，对仁智协调发展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一个人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操利兵(好兵器)”，做出坏事业;同样，没有智，只有仁，也会如“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魏晋时期关于才性关系问题的争论，乃是仁智关系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才”指智力、能力，“性”指性情、品格。当时“才性之辩”存在着四种观点，即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三国魏人刘劭的《人物志》对此次讨论作了很好的总结。就其总的倾向看，他虽然主张才性可离可合，但更强调才性的协调统一。这一基本看法构成了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后来居上，明代王守仁在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则提出了颇为明确的和谐教育思想：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便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便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王守仁认为，对学习者来说，教育就要开“开其知觉”、“调理其性情”、“发其志意”或“顺导其志意”、“导之以礼”，亦即要使受教育者的知、情、意、行得到协调统一发展。不仅如此，还要“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骸”，亦即使心身也处于和谐发展之中，最终“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他并且指出，这种使人获得和谐发展的主张，乃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就是我国自古以来兴教育人的根本目的。

进入近现代以后，我国又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举起了和谐教育的旗帜，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即赋予了时代的色彩)。王国维的有关主张便富有典型意义。他1906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写道：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疲)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欲)是也。

这段话的和谐教育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调和”即和谐，“发达”即发展(日文仍用“发达”表示发展);“调和之发达”显然就是和谐发展之意。王国维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完全之人物”，所谓“完全之人物”，就是身心两方面均获得了和谐发展的人。而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则必须实施体育和心育(智育、德育、美育)。应当指出，王国维的和谐教育思想，是以孔子开创的知、仁、勇、艺四者和谐统一的传统教育思想为基础，又吸收了近现代的心理学知识而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身心和谐发展，以培养“完全之人物”。此外，蔡元培的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举、陶行知的手脑结合等主张，都寓有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在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并把它作为教育方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众所周知，全面发展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它追求人的和谐发展，因而其实质上也就是和谐教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面发展教育特别是其和谐发展的要求，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二、和谐教育思想在西方的发展

和谐教育思想在西方的发展，同中国一样古老，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奴隶制国家，为了适应当时其内部“民主”的需要，提出了培养“和谐的人”的教育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雅典教育则分为体操教育和缪司教育(指智育和美育)，亦即通过这两种教育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古希腊“三哲”都是和谐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如亚里斯多德继承其老师柏拉图关于灵魂三分法的思想，也把灵魂分为理性灵魂、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三部分，还分别与三方面的教育相应对。并认为三部分灵魂密切联系、处在和谐统一之中，所以体育、德育与智育也紧密地联系起来，即对人实施和谐教育。

到文艺复兴时，由于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时代的呼唤，涌现出了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他们以重视儿童(把儿童看作发展的人)为特征，以发展人格为教育任务;他们强调发展人的智慧，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他们都有一张包罗很多学科的广泛的课程表，希望通过它去培养多方面的和谐发展的人。如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把自己创办的学校称为“快乐之家”。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代表人物拉伯雷在其著名的教育小说《伽刚丘和潘德格罗尔》中，描绘了一幅使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人接受新式教育而获得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图景。此外，在这个时期，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英人莫尔通过其名著《乌托邦》，在勾画一幅社会主义制度的轮廓图时，也对“乌托邦岛的公民精通一切当代学问”的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作了细致的描绘。

文艺复兴后的17至18世纪，欧洲经过英国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近代社会。当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如英国的洛克在其教育名著《教育漫话》中，对“绅士教育”的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指出他所希望培养的是绅士，而不是普通的人;绅士应当接受体育、德育与智育，使他们既具有“文雅态度”的特点，又养成了资产阶级事业家的品质。认为“一个在处理自己事物上有德行、有理智而又能干的人，比一个没有上述品质的伟大学者要好得多。”很明显，这样的绅士在一定程度上是获得了多方面和谐发展的。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教育家卢梭也具有和谐教育的思想。他在其半小说、半论文体的《爱弥尔》(或《论教育》)中，明确指出了如何培养新社会即资产社会的新人的道路。其基本思想就是倡导自然和自由的教育。认为应当遵循自然即按照儿童的本性与年龄特征去教育他们，并强调只有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发展起来的儿童才能成为真正的新人。爱弥儿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作为一切基础的体育，也要通过示范教育让他接受一定的道德观念;爱弥儿到12-15岁期间，还要对他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到16岁时，他进入社会接受道德教育，以培养自己具有善良的情感、正确的判断和良好的意志。在卢梭看来，只有经过如此多方面教育的爱弥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在18至19世纪期间，有一批教育家也不遗余力地倡导全面的、和谐的教育。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本身能发展的力量，人们每一种能力原来就有从不活动状态变成一种充分发展的力量的倾向，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同时这种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和谐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的教育》中，继承并发挥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自然界、精神界发展都服从同一个法则的观点，认为这全能的法则的基础是永久存在的“统一”，而这个统一也就是全部生活和全部教育的出发点和主要法则，并据此而提出了其教育学体系的对立和对立调和的发展法则，以及教育应遵循自然的法则。无疑地，福禄培尔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和谐教育思想的精神，但无可讳言地也赋予了此种精神以神秘主义的色彩。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点及在新拉纳克创办“性格形成新学园”所作的教育实验，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关于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以及教育的任务就是教导每一个人过“完美”生活的主张等等，也都蕴含有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应当指出，西方的和谐教育思想是与一个重要的教育观念即自然适应说相联系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这个教育观念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是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为代表所倡导的自然适性原则。它把人的身心发展与自然现象作类比，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服从于自然的最主要的和普遍的法则。一是卢梭提出的自然教育理论。它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反对无理的束缚;遵照儿童本性的发展而因势利导。我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西方的自然适应说与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是一致的。其共同的基本精神是，自然的发展是有序的、协调的、和谐的，所以人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序的、协调的、和谐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教育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教育思想是与其关于人的学说密切相联系的，应当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有深刻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把握其和谐教育思想的实质。

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内涵何在呢?我以为，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与把握：

(一)关于人的本质。简单地说，人的本质(本性)是自然本质(本性)与社会本质(本性)的统一。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这两种本性的统一体不是量的相加，而是质的改变。这主要反映在：一是人的自然本性同动物的自然本性已大异其趣，比如饥饿时，人同动物都要吃东西，但其吃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动物是野蛮式的，如狼吞虎咽、拼命争夺;人则带有文明、文化的色彩。二是在人的身上，单纯的自然本质已不复存在，它已受到其社会本性的“洗礼”与加工改造。如性本能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但二者在对待这种本能的态度与方式上却有本质的不同。三是在人的本质中，社会本质是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人的社会特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页。)，又云：“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从这点出发，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应当考虑人的本质的阶级特点。综合上述人的本质统一体的三个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本质乃是以自然本质为基础、社会本质为主导的两种本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现实，并结合未来共产主义人的发展的社会思想，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其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含如下几方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