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正面的法律、财政、政策支持以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各种教育力量的管理监督，从正反两个方面保障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发挥。如对教师的管理和监督。除了英国、美国的教师实行合同制以外，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终身制，非经法定事由，不得解聘。但同时为了对教师实施有效的聘任管理和监督，各国也采取措施对有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教师进行处分、解聘，处分一般有两种，即身份处分和惩戒处分，对每种处分各国都有详细标准以及实施的程序规定。再如对社会团体的成立，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来讲有严格的审核程序。社会团体的成立要向政府提供书面申请，包括写明机构性质、运作计划、服务宗旨，以及用什么方式实施项目开发，并要写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政府通过认真审核认定后发给资格表，再予以批准成立。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社会团体的管理和监督是比较严格的，比如，对于私人基金会，美国法律规定每年至少要将其资产的5%用于捐赠，否则，就强行扣税。政府对私人基金会的运行和年报要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止有人借此谋私。在澳大利亚，政府制定行业标准，达到服务标准的组织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政府还进行不定期的服务质量检查;还采用基准制对社会机构进行等级评定，以此来约束服务性的社会机构，确保社会团体活动符合法律要求和公共利益，承担应负的目标任务。

在上述手段的综合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学校、家庭、各种社会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形成了系统化、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有效地强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的认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源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社会力量的整合启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教育主体的作用，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承担起各自的思想教育工作责任，把思想教育工作社会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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