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论战的深人,古典文科与科学知识兼容并包的观点开始逐渐占据上风。1867年,穆勒曾评论说:“让我就当前关于高等教育中这场大辩论说几句话。教育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古典语言、现代科学和文科之间的争论,普通教育是否就是古典教育—让我用一个更巧妙的词—是学文科呢,还是学理科……我对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回答:为什么不两者都学呢?不兼有文学与科学的教育可以称为好的教育吗?科学教育教我们思考,文学教育教我们如何表达,难道我们不是两者都要吗?”
经过不断的调试与磨合,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在自由教育的框架内实现了共同发展。剑桥大学在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的同时,古典教育依旧保持着一定的生存空间。在剑桥大学的普通学位考试中,希腊语的《使徒行传》、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古典著作、宗教改革的历史均是必考科目。在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参考人数和通过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有很多学生参加并通过古典学科荣誉学位考试。1900年剑桥大学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通过人数为161人,自然科学因此成为通过人数最多的荣誉学位考试学科。与此同时,古典学科荣誉学科的通过人数为137人,是通过人数仅次于自然科学的第二大荣誉学位考试学科1895-1890年间,牛津大学古典学科荣誉考试的通过人数多达697人,远远超过自然学科荣誉学位考试的229人to。就是在新近成立的高等学校中,教学内容中也包含有一定比例的古典文科内容。伦敦大学设有东方语言、英国文学与写作、法国语言文学、意大利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言文学、德国语言文学、罗马法等文科内容。英王学院的高级部传授宗教和道德规范、古典文学、逻辑学、普通历史等学科领域。在中等教育领域,古典文科的影响更加稳固。
19世纪英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教育传统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科技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以丢弃古典文科教育的传统为代价。在服务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历程中,科学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变革之后的古典教育依然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
四、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协调发展
科学与技术之间虽然在内涵、社会功能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就是人们通过各种认识活动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应用这些知识体系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科学虽具有文化、教育、哲学等方面的价值,但并不具有明确的、直接的社会目的。技术则是满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发明和创造,追求的经济、军事和社会领域的直接利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科学与科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一方面,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任何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都是某种知识体系的具体应用。缺乏科学知识的依托,技术的发明创造将如同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另一方面,技术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工具,指明发展的方向。人类历史许多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曾在发明、运用新技术的过程中获得启迪和灵感,科学是技术不断升华的产物。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正是在人们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逐步认清和掌握的基础上展开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霍布斯鲍姆等人就曾明确指出,科学已经成为19世纪后半期技术发展的知识基础,在纯科学与其应用之间联系的欠缺是英国与法、德等国家相比存在的明显劣势。由于初、中等学校的课程为古典学科所垄断,传授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学生毕业后缺乏学习技术知识的理论基础。虽然经过学徒制的训练,英国工人在多种生产工艺的实践技能与常识方面并不逊色于外国同行,但“当在实际生活中两个人都要走上更高级的岗位的时候,英国工程师开始感觉到初等训练的需要十分迫切,与外国工程师相比,对在他的视野下出现的新问题的判断方面,他处于劣势”。正是在对科学与技术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汤顿委员会建议第二类中等学校设置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为学生进人政府部门和工商业部门工作打下基础。塞缪尔森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更是直截了当地建议把与工业生产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绘图等课程列人小学课程,向学生讲解直尺、圆规等绘图工具的使用技能,为学生日后接受技术教育打下基础。在这些皇家委员会报告和相关法律的指导下,各类初、中等学校课程体系中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显著上升,技术教育的科学理论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因如此,科学学校和夜校才坚持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所设置的课程体系既包括数学、化学等科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也涵盖绘图、实用几何学、钢铁制造、轮船运输、制碱等方面的技术教育课程。也正是因为有了相对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参加伦敦同业公会技术教育促进学院教学活动的人数、参加并通过考试的人数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至1900年,通过伦敦同业公会技术教育促进学院考试的学生人数上升到14105人,与1880年的515人相比增加了13 590人。
五、重视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
科学实验既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的途径,也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验证已知理论的手段,科学实验具有研究和教育两方面的功能。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实验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实验教育方面,不论是高等学府,还是中等学校,不论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学府,还是新近设立的教育机构,在发展科技教育的过程中都把实验室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在实验教学方面投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汤布里奇公学、达利奇公学、伊顿公学兴建了进行实验教学的专用教室,购置了蒸汽机等实验器材。牛津大学设立了克拉莱登实验室,剑桥大学建起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了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卡文迪什实验室专门为低年级的学生设立说明性实验,帮助学生掌握实验方法,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此外,剑桥大学还举办实验物理学讲座,设立协助教授开展实验教学活动的实验演示员职位,编写出版实验指导教材。在接受完剑桥大学实验教学的基础上,戈登、舒斯特、弗莱明等理论物理知识和实验技能兼备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英国实验物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伦敦大学及其他城市学院在进行实验教育的过程中,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实验室,专门开设了实验教学方面的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实验意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实验科学研究方面,英国大学顺应科学发展的规律,学习德国大学的成功经验,成就斐然。以剑桥大学为例,借助实验科学的发展,剑桥大学在物理、生物化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均涌现出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研究成果。约瑟夫·汤姆森在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期间,以阴极射线为主攻方向,开展气体放电理论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对法国科学教育佩兰的实验装置进行了改进,重复验证赫兹实验,最后通过两种不同的实验方法测定阴极射线电荷与质量的比值,成功地发现了电子的存在。著名科学史专家丹皮尔在评价电子发现的重大意义时指出:“这个伟大的发现终于解决了一个古希腊留下的问题:即不同的物质是否有共同的基础的问题。同时也阐明了‘带电’的意义。电子的发现,标志着现代科学革命的兴起,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生物化学领域,霍普金斯与科尔经过大量的合作实验,成功离析出纯色氨酸,证实了“辅助性食物因子”(即维生素)的存在。福斯特、兰利等生理学家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神经系统的基本机制,为神经系统的结构及功能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福斯特的重大影响,英国的生理学研究才能跻身于世界的显赫地位。凭借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卓越成就,剑桥大学不仅成为英国科学教育的中心,而且被誉为世界物理学的圣地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摇篮,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正如丹皮尔所说:“所谓各门科学之冠的数理物理学,再度在剑桥得到温暖的孕育之所,其后,在麦克斯韦、雷利爵士与汤姆森、卢瑟福诸人的倡导下,又创立了驰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实验学派。经福斯特、兰利与贝特森诸人倡导又创立了生物学学科,这样剑桥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剑桥大学正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科技教育运动借助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实现迅速腾飞的缩影。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科技教育运动是在英国面临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兴起的,这场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在高等、中等和成人教育领域都有所体现。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教育在西方各国中的落后局面,客观上推动了英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同时,这场教育领域的变革也与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经济以及国家实力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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