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政”实施以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提速，清廷前后制订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宣布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废除科举制度，成立新型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制订女子学堂章程等等，“中学”一步步退让，“西学”一步步进逼。明智的督抚们为了蛰伏人们的担心与优虑，在一些省会建立“存古学堂”，作为挽救“中学”的堡垒。学部还制订了《存古学堂章程》、《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将存古学堂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主要课程有经学、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等，学制“比照他项学堂定作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资深造”。希翼“修明古学之人，即为将来经师大儒之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挽“中学”的掩人耳目作用。

“新政”前的官学课程表上近似于聋子耳朵的“中学”课程还摆在上面，义学、家塾基本上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院情况稍稍有所不同，少数书院如格致书院等较早完成近代转型，传授西方声光电化知识，而大部分书院照样我行我素。如鸦片战争烧烟之地的广东，其广州菊坡精舍仍强调“以时艺课士，此间向仿学海堂例，试以经、史、诗赋，不拘体格，稗得各尽所长，务为根抵之学”。陈澄对学生说:“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南方的私学、书院尚且如此，内地的情形自然不难想见。

自洋务运动到“新政”实施，官学中“中学”的地位虽有明显降低，但私学和书院中“中学”的地位仍然十分坚挺，不致于造成对“中学”地位失落的担忧和对“西学”强劲发展势头的恐俱。不过，中上层社会之所以对“新政”时期推进“西学”力度加大的忧虑未予表露，可能另有它因。他们认识到“中学”与皇权系于一体，只要“中体”尚存，就不愁“中学”会在传统教育地盘上蒸发。再者，其时民变四起，内忧外患，也使得他们无暇顾及“中学”的地位间题了。清王朝寿终正寝，巩固与振兴“中学”问题，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倘若中华民国政府仍然执“中学”的地位失落于不顾的话，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中华民国建立伊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制订出“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对清末教育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他在1912年1月19日，即启用中华民国教育部印信的当天，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的法令，一个是《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一个是《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明确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制度。后者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各科周教学时数。初小的科目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另“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图画、手工、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目”;高小在初小基础上再加上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女子加课裁缝;亦“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业之一科目或数科目”。中学复在高小基础上加手工、音乐、法制、经济;“女子加课裁缝、家政”师范与中学的课程别无二致。中小学课程中，国学已经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而且不像张之洞那样对“中学”羞羞答答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旗帜鲜明地直言废止经科，其中诸如“中华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国学已经淡得没有什么味道了。大学生虽然可以读经，但蔡元培亦明确指出，大学亦取消经科，这不是因为大学生不可以读经，而是因为经学分解到了哲学、史学诸科之中，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了。不过，即便是大学的哲学、史学之类，经学之类的国学，已经是各该学科中的一部分了，并没有单独设立，自然没有独立的地位。

1912年3月2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高等以上学校一律禁止读《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和《国朝事实》等有碍民国精神的书籍。这样，国学在大、中、小学的地位的确是削之又削，几乎是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

私塾的情况如何呢?中华民国时的教育部对私塾的态度非常强硬，私塾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塾师必须到诸如师范学校或师范传习所之类的教师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必须停止向学生兜售“诗云子日”之类的货色，教科书必须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科目必须与相应的学校一致。清末私塾成了“中学”教育的顽固堡垒，中华民国时期的私塾因为国家普及四年义务教育，对私塾资源有所依重，但私塾必须完成现代化改造，否则宁可摘掉牌子，使之关门大吉。

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这是20世纪上半叶实施时间最长的一个学制。这个学制并未涉及到国学教育问题，足见主要是顺着“壬子·癸丑学制”的路向，由它自生自灭去。值得注意的是，“壬戌学制”所确立的7条“标准”如下:“(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这“标准”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舶来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西学的青睐。“壬戌学制”颁行后，给国学带来的是中小学生对国学更加隔膜，他们几乎没有与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22--1928年间的课程看来，6年间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公民科、国语、数学、历史(含地理)、理科及英语、体育、图画、乐歌等。其中的历史第一学年为“家庭学校的设置和自身的关系”，和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1%;第二学年讲授“关于乡土的实地观察及故事谈话”，与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2%;第三学年内容相同，“但范围较广程度较深”，明确占全学年总学时的4%;第四学年讲授“本国史事要略”，占5%;第五学年讲授“本国开化史”，占7%;第六学年讲授“与泪国有关系的世界史”、“本国开化史”，占7 %。根据苏州实验小学1932年各级学科时间支配表来看，该校各年级开设的课程有文学、阅书、缀法、书法、算术、常识、工艺、美术、音乐、体育、早操、谈话和选科等课程，并无与国学直接相关的课程。如果到中学仍不接触国学的话，恐怕将来就没有与国学接触的机缘。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针对着国学来的，每一举措都对国学的地位有所削弱。尤其是《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恰如蒋维乔所言:“此区区十四条通令，革除前清学制之弊，开新学制之纪元，于全国教育停顿，办法纷歧之时，赖此通令，得以维持，其影响实非浅鲜。舒新城也评价说:“当年之教育设施，全赖此十四条维持之。其影响不可泛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