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改革举措，使得国学的地位削之又削，加之一大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先后归国，而且相当多的进到了国家重要文化教育部门，经他们一鼓捣宣传，西学简直是长驱直人，在社会上十分吃香。叶圣陶曾描绘西学在中国的影响，说:“小学生读外国语，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简陋的‘弄堂学校’里也列有英语的科目。……他们艳羡那些‘洋行买办江白度’，以为‘江白度’的条件是能说外国语，便奉外国语为绝顶重要的科目，父诏其子，师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国语读通才好啊，否则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国主人’。

对于传统国学在大中小学和社会上地位失落的深度优虑者，大有人在。他们似乎比以前更加优心忡忡，担心中国长此以往，不但是亡国的问题，而且是亡文化。亡国有文化在，国终究有复兴的希望;亡国又亡文化，国家则将陷人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观点集中的代表者，首当推清末革新巨人康有为。1913年下半年，康有为所撰写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就表达了他对国学地位失落的深度优虑。文章开宗明义:“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人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因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康有为在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的优虑，其中有很多方面证明他已经与新时代格格不人，对新时期的各种改革十分忌恨，但对尽弃国学这一点，还是不无道理的。他指出:“盖吾国人鄙弃中国之心太盛，于是并国学之粹美而弃之，则不择他学之淫昧侏儒而敬奉之矣。岂惟文学，凡百一切，其为中国者，则不择其是非美恶而弃之，凡为外国者，则不择其是非美恶而师法之。其始起于游学之士，其继被于全国之人，以为吾不用一二日文，恐人谓我不能外学也。不知其然，不究其故，风靡盲从，有若病狂。磋呼!何以吾国四万万之人而风狂如此也。对此情此状，康有为极为痛心，认为“假令吾为野蛮小国，一无所长，则舍己从人，以求良美可也。若吾中国，自创文明者也，五千年来，圣哲之精英无量数，豪杰之心肝无量数。”他斗胆下了一个断语:“吾中国若自立不亡，则十年后必耻用日文矣;若犹用之而不耻，则十年后中国亦必亡矣。”中国凭什么“自立”呢?这从丹麦、瑞典“昵近于德国，百器皆待于德，工商皆多德人，而丹麦之语言文字礼俗学术，斤斤自立，不肯少舍以从人”，难道他们不知道“废其国文，改学德文，其于谋生计，与交国际至便而增益”吗?他们自立的基础是对国之语言文字礼俗学术“不肯少改者，挟其百数万之国民，费日敝精，以学此五十余万册之国文，此其所以立国之本也”。由此推论，康有为认定中国“自立”的基础当是中国“语言文字礼俗学术”。他说:“吾中国人民百倍于丹、瑞，而自弃其国文，吾甚耻不如丹、瑞，而恐中国之不能立也。”

过去，学术界多将康有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视为他思想退为保守，停滞落伍，憎恨改革的代表作，因而对文中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教育发展的良多建议都一概否定掉了，显然失之偏颇。

康有为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绝非一时兴之所致为之，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华民国初年改革的优虑，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思考，自然是现代中国三四十年代国学教育运动兴起的诱因之一。

三

清末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向东西洋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向日本派出了数千名学生，向东西洋寻找救国之道，希冀振衰起微，发奋图强。留学生的品流很杂，按当时人士的分类，一为文士派，只知读书，不管其他;二为尚外派，以为外国的一切皆好，中国的一切皆不足论;三为流学派，随波逐流;四为名誉派，沽名钓誉，滥竿充数，以为留学镀金，即可身价十倍;五为求学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国之念，专心向学，务求实得。其中立志报国者，无不以西方科学文化为利器。大批留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学成归国，并在教育界、思想文化界大多高居要位，影响迅速扩大。中国留学生每年进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常有300人之多。据称，民国初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崩溃前夕的30多年中，在该校毕业的有上万名中国留学生。仅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就有郭秉文，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者，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胡适受业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门下，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陶行知从伊利诺斯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亦师从杜威，是中国现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孙科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转人，主修政治、经济及理财，归国后成为国民政府要员。此外，还有宋子文、蒋梦麟、张伯荃、陈鹤琴等民国时期政界、教育界风云人物。他们的归国并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政界产生至广至大的影响，亦使社会对欧美文化推崇备至，褒奖有嘉。有钱有势的家庭，大有不将女子送去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势不罢休之势;青年大学生，甚至高中生的志向也大多是“留洋”。相比较之下，国学教育门前冷落车马稀，相形见细。这种态势也使得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学前景备感担优。

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汹涌澎湃的科学民主思潮。这股强劲的思潮中的“弄潮儿”大多是留学东西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专制制度不遗余力的批判，更使得国学教育门可罗雀。钱玄同还提出了欲废止封建专制制度，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彻底清盘，首先当废止中国文字，因为中国文字是那些腐朽制度和腐朽思想的载体。蔡元培听了钱玄同的高论后说，道理上很好听，实际上行不通。国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尴尬局面于兹不难想见。

20世纪初期使国学地位惨跌的事件还有杜威、罗素、孟禄、柏克赫斯特、推士等欧美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或稍后来华。欧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杜威等的来华，再次掀起欧美教育的高潮。杜威来华将近两年，中国一大批一流学者前呼后拥，全程陪同，胡适、刘伯明、蒋梦麟、郑晓沧等放下手中的活计，为杜威做翻译，北京《晨报》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杜威在中国在中国作学术报告共115场，内容主要是西方科学与民主。与杜威来华时间稍晚，罗素于1920年9月来华，到次年7月告别，前后约10个月，但在病榻上呆了4个月，在中国讲学场次虽然比杜威少得多，但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仍有广泛接触，他以特有的视角，深邃的思考，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和分析，“为中国的前途提出了诚挚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罗素在1921年7月11日的告别演讲中，提了两点“觉得非常明白”的建议:“第一，中国不应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他强调“中国到自由之路”“需要新式的教育”，“要普遍的和新式的，不应和从前一样，只有少数人有读书的特惠，也不应只读读古书就算学问;必要普及科学的。科学又不是仅仅理论的，须知近代实业经济有密切的接触。”罗素的看法虽然比较公允，但还是偏重以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中心的“西学”。罗素与杜威和其他美国学者相比，影响是要小得多。因而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使中国再次形成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教育的热潮，对日趋冷落的国学教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