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中国科学落后，“知科学者有如凤毛麟角”的现状，中国科学社自其成立之初即负起“传播科学，绍介新知”的启蒙之责。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三十年代以后，在科普教育思潮的激荡下该社进一步加大科普教育的力度，通过设立科学咨询处、建立图书馆等多种方式来推动科学的普及。

(1)设立科学咨询处。有感于时人有科学难题却无处咨询的情况，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7月设立科学咨询处。他们申明:“凡实业团体以及青年学子遇有科学上疑问无处解答者，可经函本社，由本社专家社员详为解答”。起初，所有问题和答案都刊载于《科学》月刊。后来，科普杂志《科学画报》创刊以后，科学咨询遂移至该刊。据悉，由于《科学画报》发行量较大，来信咨询者也逐渐增多，有时每月来信询问者达50余件。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社还成立了以竺可祯、韩组康等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解答。

(2)设立图书馆。自科学社迁回中国以后，即开始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筹建图书馆。经过积极而紧张的筹措，1931年1月上海明复图书馆正式开馆，其中馆藏中西图书2万余册，杂志200余种。图书馆除向本社社员开放以外，经过一定的手续办理也可以向非社员的一般民众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的普及。

此外，科学社还成立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专门负责科学图书的发行和科学仪器的制作，并通过举办各种科学展览等形式推动科学的大众化和社会化。该社生物所于1934年1月29日举行的生物学展览会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展览会原拟展览十天，由于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又临时决定延长了六天。参观人员除本社社员、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民众，各类人员达1万人以上。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普教育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同仁们认识到“我国科学之不发达，是由于懂得科学的人太少，以致国家的科学文化很难提高;要提高必须作好普及工作;科学普及了，广大人民就掌握着科学，能利用科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从而提高社会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水平。因此决定走科学大众化的道路，从事普及科学运动。”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中华自然科学社还设立社会服务部，主持科学普及工作和科学生产事业，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组织战时科学问题讨论会和战时科学服务团，利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地民众教育馆等处所，举行通俗科学讲演，实行科学电影教育，还编纂了《国防科学丛书》，在《科学世界》中充实有关抗战的科普资料，努力使科普教育工作服务于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

二、发行通俗的科学报刊杂志，铸造科学教育的喉舌

作为科普教育的先驱，鲁迅十分推崇通俗科学报刊杂志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即指出，“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然而，时至二十年代末期，科普报刊奇缺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观。为此，陶行知呼吁作一家及出版界“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倡议投稿的人用新文字(拼音文字)写大众文，出版社编辑大众能看得懂的科普杂志。

响应于这些倡议，在科普教育热潮兴起后，主要的科普教育推进个体和团体或撰著通俗的科普作品，或发行科普报刊杂志，或利用原有期刊登载大量的科普作品，一时间，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要推进个体，鲁迅、陶行知、茅以升等大批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开始积极参与到科普作品的撰作中来。此外，陶行知还亲自创刊《生活教育》刊载大量的科普作品，并于1934年5月，在《生活教育》月刊上专门开辟“科学新知”、“科学生活”和“大众科学”等栏目，开展科学普及教育，先后登载丁柱中等十余人的科普作品达1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