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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兴起的原因解析

和位置。陶行知说:“当我们在中国办教育时，这种教育就应当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这样，教育就没有存在必要。中国是一个农业之国，农民是大众的主体，所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当以农村教育为根本出发点。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前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所以中国乡村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张:“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必须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要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样学就怎么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晏阳初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缺点:愚、穷、弱、私，所以他主张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发扬农民潜力，从而教育农民改造这种生活。那么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论:以文艺教育攻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终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于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为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梁漱溟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说:“整个乡村建设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也就是说，要使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之后，遵循教育实用化的观念，爱国的乡村教育家们纷纷致力于农村教育，从而推动了乡村教育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另外一大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关注点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当时不少人都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为民众之苦和蕴藏于民众心中的无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口号。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时说:“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据统计，中国每一百人中有85个都在乡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乡下去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晏阳初认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体力劳动，缺少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其“力”则是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力。而中国是农业之国，大多数平民是农民，因此以解救“苦力”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点当然在农村。

伴随着教育实用化和教育平民化等观念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了乡村教育思想。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情况来考察，最早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关心乡村教育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比如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就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可为，“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去开发农村，运用教育去解决农民的愚昧。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但是，最初专门论述乡村教育的是余家菊，他曾说过，“民国八年秋冬之际，予曾撰写《乡村教育危机》一文，根据事实，指陈乡村教育危机之所在。后又续撰多文，以为乡村教育改良之鼓吹”。余家菊于“五四”时期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及其续撰的文字，对当时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袁观澜也在“五四”时期，从普及义务教育角度，极力提倡乡村教育。正如占棵所说:“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才正式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稍后，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也论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

二、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乡村教育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