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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关键词】 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取向/中西差异/普遍主义

欧洲与中国处在大陆的两极，在文明形态上也有着极大的反差。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虽然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很久远的时代[1]，但是真正的接触只是在马可·波罗以后。而文化上的交流则应该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的事情。就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而言，18世纪上半叶可视为一个分水岭，也是一个过渡期，在此前后，欧洲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阶段，它看待中国的基本着眼点也因此有着显著的区别。回顾一下从那个时代以来欧洲对中国的种种观念，着实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变色龙”的变化①。不过，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而且包括欧洲人的视角和立场。

一

截止到18世纪初，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异域文化的态度也在此制约之下。16和17世纪，欧洲人虽然认为中国是个异教徒之邦，但又坚持基督教的普适性理想，故而试图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并自认为找到了。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是宗教的相似性，亦即不同地区的人对于上帝有着类似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它忽略文化的现实差异，其目的是试图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这种基于基督教普遍主义思想而产生的对相似性的认识，在耶稣会士具有特定意图的不断宣传之下更加强化。耶稣会士希望在不撼动中国原有文化的情况下将基督教平稳移植到中国，因此更注意在两者之间寻找可供嫁接的相似之处。他们还要把自己的一整套理念传递给欧洲的宗教赞助者和普通民众，以获取他们对自己做法的支持。结果在相当长时期里，欧洲人完全通过耶稣会士来认识和评价中国，脑子里完全被两种文明的巨大相似性所占据。无论耶稣会士还是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一度沉醉于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寻找原始基督教的痕迹，在中国的上古史中寻找《创世记》关于人类起源故事的踪影，在汉字中寻找上帝和初民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直接在《圣经》背景下认识中国并彰显中国与欧洲之相似性的努力。流风所及，17世纪末期的普遍语言或哲学语言理想中即使不着眼于神学的相似性，也难免要把汉字作为代表整个人类文字发展过程中初级阶段的符号。但是这种寻找或构筑相似性的努力进入18世纪后就逐渐褪色，到18世纪中叶已经黯然无光，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烈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和对立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成为19、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

18世纪中叶发生这种明显变化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神权的急剧衰落和对教会的强烈敌对情绪致使人们有意否定与基督教神学有关的种种思想，包括其普遍主义思想。否认中西思想间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其次，原先极力灌输中西宗教相似性的耶稣会士在时代变局中遭受巨大冲击，他们的失势直接导致了欧洲人对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重新估价。最后，中西文化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愈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

“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的认识一经形成，便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说在中国与欧洲寻找相似性是神权统治下的那个欧洲的产物，那么对中国与欧洲对立性的深切体认则可说是处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下的这个欧洲的产物，对中国不同的基本认识体现了处于不同文化时代的欧洲的特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其实只是产生于西欧的一个特例，但欧洲人自身对这种特殊性的感受会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旅程不断展开而日益强烈，将中国定位为欧洲对立面的观念也正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殊性深刻领会后的一个投影。

将中国当作世界的另一极来谈论，这在18世纪的启蒙作品中已不鲜见。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种认识的强度更是有增无减。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种“对立性”的评价不仅因人而异，更是因时而异。中国从18世纪就开始成为欧洲人认识和反思自己的鉴照，同时欧洲总是基于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对中国(以及其他异邦)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因此，在讨论18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中国观时，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一些基本特质的总结和认识，比如中国和中国人的特性、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中国制度结构的特征等等，这些知识比较具有恒定性，基调在18世纪时差不多都已定型，此后也没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人对这些基本恒定的内容的评价，或正或反，总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