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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发展到宋代，有种迥乎以往的现象，散发出浓郁的“史学自觉”精神，融入了强烈的时代特质。且不说其著作之丰、成就之高，而仅就其体制创新及蕴涵的极切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强烈意识，亦足现历史学之生命力了。

处于两宋特殊时代的历史家们，涌动着一个伟大的抱负，那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来干预政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这个自觉精神是以长编法引入史学领域而贯注成功的。它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几乎所有史学大家都把主要精力奉献于当代史的研究和著述，对当代史赋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其二，在研究撰著当代史时，长编法作为一种编纂方法不断得到应用、充实、提高，成为一种体例，给一千余年来衰微不振的编年体史学注入新的活力。

有关宋代历史的三部最基本的著作，皆以长编法的体例告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九朝史，有九百六十卷之宏;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继长编之体制，专述宋高宗一朝历史，达二百卷之浩;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历史迭变，亦二百五十卷之富，皆蔚为大观，构成我们今天研究两宋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最完备的资料，并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各方面影响。至于其他著作，如《建炎以来诏旨》、《靖康要录》等，亦是长编体之产物。南宋的这些史学大家，如此青睐长编法，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

长编法考索

长编法创制于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司马光及其助手在撰著千古名著《资治通鉴》时，有一套严密的写作修纂程序。即先作丛目(大事记)，再制成长编，最后删修定稿，井然有序，步步衔接。可见，所谓长编，本来是司马光组织编写《通鉴》的一个中介程序、一种编纂方法。从一种写作步骤、程序、方法，一跃而成为后来史学家尊奉的体例，这首先在于长编法的基本特点。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对如何搞好长编作了详细说明：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诠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以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从司马光的要求可知，长编法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对收集于丛目中逐一事目下的有关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审察，为资料的鉴别和筛选奠定基础，对记载相同而文辞不一者，要“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对记载详略不一者，要“左右采获，错综诠次”，关键是“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并且要用“大字写出”。这实质上是遵循中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左传》的体制，在对资料的审察、比较、选择之后，发挥史家之史才，撰就编年体史书的过程。“大字写出”，正好构成编年体的正文，即主干和骨架。第二，对不同性质材料的处理。司马光主张要辨别资料的虚实是非，注重事理证据。他十分强调要全面占有资料，并规定了书写体例，来排比资料，从体例上规定了鉴别资料的统一方式。在鉴别资料时，首重证据，不许凿空架虚，即使虚假的资料，也要用真实的证据去否定它，并先罗列出宜否定的、不实虚妄的记载，再列出应肯定的资料、证据，有时还要说明理由。遇到年月、事迹互相矛盾不同时，在无说服力的凭据的情况下，则须依据事理作出判断;在验证无据、事理难推的情况下，则必须将记载互异的两种甚至多种资料，并存待考。这样，证验、事理、并存三种要求，构成长编法中鉴别资料工作的特点。从而杜绝了以个人好恶取舍资料、臆断判定的错误和不严肃的学术作风，为最后修成正式的编年史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三，对官私著述的分析态度。从丛目的确定，到正文的“错综诠次”，即用大字写出者，基本依据是官修史书，这是首重官修史书的态度。但是，对小说、杂史、文集等，司马光主张要深入仔细研究，以学术眼光和严肃态度“高鉴慎择”，实事求是地决定取舍，不以官私为最高取舍标准。除了以上三点，司马光还提出了制作长编的总倾向“宁失于繁，毋失于略”，首重长编的资料性。

总之，司马光为其巨著《资治通鉴》的成功，对写作编纂的中介环节--长编，制定了颇具章法的体例要求。长编法的最基本特点是对丛目以下的各种资料进行鉴别诠选，取材的标准是围绕着总的宗旨和治史精神定出的，正缘于此，《通鉴》才得以成功。而南宋的史学家则从形式上和治史精神上继承了司马光创制的长编法，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从长编法引出长编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完成了三部长编体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使长编体卓然史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