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本是古代占卜的书，相传有三种：一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是周代的《易》，叫《周易》。各代目录中，所著《易》，实即《周易》。其书分“辞”、“传”两部分，“辞”是释卦的文字，“传”是释辞论卦的文字。全书多涉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包含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书》即《尙书》，指“上古的书”而言，是战国以前各个时代的官方文件汇编。该书是“六经”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不仅有今文、古文之分，更有真、伪之别。历代学者，分成两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才算是将真伪问题搞清楚。今文《尙书》28篇，不仅记述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还有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重要史料。

《诗》是西周诗歌的名篇选集，选收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亦称“国风”，多为民歌，反映社会风俗和民情。“雅”为宫廷乐歌，反映部分政治情况。“颂”是祭祀鬼神的颂词，反映其先祖的部分事迹。

《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又称为“三礼”。《仪礼》是古代礼仪汇编，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宴享等礼仪程序，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亲属关系、宗法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统治者生活情况。《礼记》是专门讨论礼制的专集。《汉书·艺文志》称其为“七十子后学所记”。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所穿85篇称《大戴礼记》，戴圣所传49篇称《小戴礼记》。“十三经”中的《礼记》是《小戴礼记》。《周礼》最早称《周官》，唐代始称《周礼》。该书主要记载古代官制，是关于春秋战国重要国家周、鲁、宋等官制的汇编。全书六篇，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秦以后失冬官一篇，汉河间献王以《考工记》一篇补入。

《春秋》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的雏型，因文字过于简短，缺乏对史事的完整记述，后来注家蜂起。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五家。汉代仅存“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大体以《春秋》编年为据，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公》、《谷》二传，专释《春秋》体例和“微言大义”。

汉代因《乐经》已亡，有《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又以《论语》、《孝经》、小学为读“五经”的基础。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形成“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权威解释。同时，将《易》、《诗》、《书》、“三礼”、“三传”合称“九经”。唐文宗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于国子学。宋代，增列《孟子》于经部，是为“十三经”。由于经学的新变化，至南宋，朱熹极力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认为是经典基础，为学之本，并亲自作注，称为《四书集注》。由此，经部中又出现了一个“四书”的名目。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中经部的基本著作是“十三经”的话，那么注释、发挥它们的著述则多如牛毛。以《论语》而言，它是后来才列入“经典”的，又不是“经典”中的一流论著，注释、发挥它的书竟达3000多种。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正是思想一统后的墨守成规和对学术思想限制的必然结果。它使思想理论难以获得新的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随着这种书籍的繁多，注释、发挥经典的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并在唐代以前基本齐备。南宋光宗时，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注释，合刊群经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此后500多年，就连注释、发挥“十三经”有成就的著述也几乎绝迹，更加表明思想一统带来的僵化的趋势。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经部书是其研治群经之作，名为《皇清经解》。光绪时，王先谦又补刻了《皇清经解续编》。

经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体，不乏糟粕。但其中又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历史学者对经部书的研治，多少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状况，同样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切实的批判总结。

关于史部书，第一节已叙其形式多样，后面还将着重考察史籍的基本系列，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