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子部述评
子部书，起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作。当时，儒家仅是诸子中的一家。汉武帝搞“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重要著作被视为经典，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降到次要地位。但是，由于先秦诸子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种种主张，以应社会变革之需，因而诸子学说的内容包罗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等，皆有论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专收当时各学派的论著，共九家，反映东汉以前诸子学说“各推所长”的情况以及“诸子之言”与“六艺之术”“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关系。东汉以后，在尊儒的一统形势下，百家之言不得发展，日渐衰落。但科学技术并不因统治思想的一统而停止发展，反映科学技术成就的图书则在不断增多。唐初编制《隋书·经籍志》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虽为“圣人之教”，“而有所偏”，兵书、天文、历数、医方等也是“圣人之政”，只不过“所施各异”。“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基于这样的认识，《隋书·经籍志》便把《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一并归入了子部。这表明唐初是将科技书与诸子书等同看待的，因而扩大了子部著录的范围。概括地讲，子部14家，儒家“纪仁义教化”，道家“纪清凈无为”，法家“纪刑法典制”，名家“纪循名责实”，墨家“纪强本节用”，纵横家“纪辩说诡诈”，杂家“纪兼叙众说”，农家“纪播植种艺”，小说家“纪刍辞舆诵”，兵家“纪权谋制度”，天文“纪星辰象纬”，历数“纪推步气朔”，五行“纪卜筮占候”，医方“纪药饵针灸”。[3]其后，一方面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思想控制的严密，非儒学派或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或被指为“怀诈狭私，荧惑视听”，都要遭到严厉的“掊击”、“屏斥”。[4]另方面，又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5]，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鉴于此二者，凡是君子所不为的经、史、集三部之外的书，都纳入子部。因此，子部书在四部中最为庞杂。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一番理论论述，并调整了排列顺序，以儒家(经以外用儒家观点讲学论事以及阐释孔孟学说之书)、兵家、法家(论法制理论之书)、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术数、艺术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皆劳资参考者”，释家、道家二氏为“外学”。同时强调，“儒家尚矣”，其它各家“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6]
对于子部书的研究，在四部中可谓最薄弱了，同经部的情况出现强烈的反差，这很值得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3)集部述评
不少学者认为集部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似有绝对化之嫌。最初，《七略》有“诗赋略”专收诗赋，可以说是文学性质的。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图书分类中文集之名始于此。《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略去杂文一类。大约自东晋始，集部书已不再单单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汇集性、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和诸家作品。
按传统说法，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诗》，二是楚辞。《诗》被列入经部，剩下只有楚辞。楚辞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文学，到西汉不少文人写下类似作品，楚辞便成为全国性的文学。刘向辑录屈原至西汉诸家的这类作品，为《楚辞》16篇。东汉王逸在刘向《楚辞》基础上加进他本人和班固的作品，编成了《楚辞章句》，逐篇注释。宋洪兴祖又撰《楚辞补注》，在王逸基础上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其后，并多阐发，“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7]。朱熹认为王、洪二家均详于训诂，未得意旨，特着意阐发意旨，这与理学家注经的精神是一致的。
别集，指个人作品的综合集。《隋书·经籍志》认为“别集，盖汉东京之所创”。《四库全书总目》同意此说，亦认为“集始于东汉”。章学诚则以东汉“文集之名犹未立”，“实仿于晋代”[8]。别集的编辑，有自编、门人后学编及后人、亲朋编。一般说来，自编较之他人所编谨严。自编别集始于六朝，唐末已有专集刊版印行。其编辑方法，有依体裁分为前集、后集的，又有依精粗分为正集、外集的，也有依多少分为全集、选集的，等等。一集中还有内、外，正、续等编排方法。至于别集取名，章学诚也有过评论：“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9]
总集，指诸家作品的综合集。作为文学总集，起源很早。《诗》、王逸所辑《楚辞》，便是古代诗歌、楚辞一体的总集。就各体综合性总集而言，《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以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始。《文章流别集》分体选集古今文章，并按篇论其优缺点。其书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总集，便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萧统所选，上起周代，下至梁朝，“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0]者，即收录的是艺术构思深沉、文章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全书分文体为38类。《文选》一书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研究它、注释它的书很多，差不多形成专门的“文选学”。后世编纂历代文章或一代文章总集，大都参照、继承《文选》的体例。清康熙时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总集。这种选收文章偏重于文采的做法，在南宋理学盛行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而不录”[11]。显然，这是有意识与《文选》对立，试图取代《文选》的地位，但“终不能强行于天下”。
集部书数量多，内容丰富，绝不可理解为文学作品。不少集部著录的诗、文，都含有经、史、子的内容。章学诚认为在是“学不专家”的结果，“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之文集，含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12]。所谓“学不专家”，反映学术的研究深入、范围扩大，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别集、总集在文学研究之外，越来越受到哲学、思想、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视。
文艺理论，如诗文评论及词曲之论等，也在集部，这主要属文学范畴。但自宋代以来，及至明清长足发展的话本、章回小说，在各官方图书目录中均不见著录，这也是中国目录学和古代书史上的一件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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