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趋风气与开风气
“性情”不仅和个人的治学相关，而且和“风气”的因循和变更也有密切关系。“风气”指某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风气。为学之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趋于一时之风气，于己于学术都无裨益。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中云：“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答沈枫墀论学》)这揭示了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偏颇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学风，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是“偏而不备”(《答沈枫墀论学》)，“虽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满的;而趋风气更会产生诸多弊病。历来“囿于时之所趋”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学者趋风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全面客观地对待学术问题，“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淮南子洪保辨》)，从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和模糊，不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误论和繁复。然而学者之所以会趋时风，“不问天资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原因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墀论学》)，“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凡好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家书七》)。所以，章学诚反复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答沈枫墀论学》)，也就是学者首先要“正心诚意”，不为名利所牵绊，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此外，学者除了应该不趋风气之外，更贵在能够开创新风气，挽救旧风气的弊端。“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日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去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学术应该经世致用，也就是通过扭转不良学风来起到救时弊的作用。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说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繁琐的考据学的弊端在后世日益暴露，章学诚能够身在其中而察觉其弊，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和补救，确实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勇气。《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相关推荐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