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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

201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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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過去數十年關於鴉片戰争以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基本上都環繞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没有外國勢力介入,中國是否能够自行發展出現代资本主義的問題。從大陸上通行的術語來說,那就是鴉片戰争以前,中國有否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講到资本主義的萌芽,首要的事,當然要提及商業資本與商人。因為當時其他形式的資本並不發達。從大陸知名學者傅衣凌的巨著《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以及其他中外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清代的主要商人,依籍貫來分,以徽州(新安)商人、山西商人與福建商人最為傑出;以其經營事業的地點與内容來分,以兩淮鹽商、廣東行商以及江浙銅商最為重要。從交易的總量來說,後面這三類商人也擁有最大的規模。在清代中葉(約1760~1843)兩淮鹽業與江浙洋銅業差不多都由徽州商人與山西商人所操縱,而福建商人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為廣東行商的主要來源。

關於兩淮鹽商,從何炳棣1954年在《哈佛亞洲學報》的一篇文章開始,已經有了許多出色的研究。[1]而關於江浙洋銅商,在過去數十年中,也有佐伯富、松浦章、大庭脩等日本學者精彩的探討。[2]至於有關廣東行商的研究,雖然有汗牛充棟的著作,可是除了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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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ng-ti Ho(何炳棣),“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00000igh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ⅩⅦ(1954),頁130~168;參考蕭國亮《清代兩淮鹽商的奢侈性消費及其影響》,《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頁135~144。

[2]  其中尤以松浦章的研究最為杰出,例如《乍浦の日本商問屋について——日清貿易における牙行》,《日本歷史》第305期(1973年10月),頁100~115;《唐船乘組員の個人貿易について——日清貿易における别段賣荷物》,《社會經濟史學》41:3(1975年10月),頁25~46;《長崎貿易における在唐荷主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日清貿易の官商·民商》,《社會經濟史學》45:1(1979年6月),頁77~95;《中國商人と長崎貿易——嘉慶·道光期を中心に》,《史泉》第54期(1980年3月),頁39~64。最近的研究則有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16期(1988年1月),頁133~160。

彬的《廣東十三行考》,外並無更嚴謹深入的成就。大部分的作品都以 H.B.Morse的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為史源。Morse的書一方面只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摘要,另一方面他所參考的材料並不完整。因此,有關行商的研究不但流於印象式,而且也缺乏完整性。[3]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作者於1986~1989間分别在北美與英國從事有關行商史料的研究,并撰成 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1760~1843一書,本文即為該書主要論點之詳細摘要,請當行學者多多指教。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有三個來源:(一)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二)中國清代檔案;(三)美國的商業文書及賬册。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有三個系列,其中兩個系列典藏於英國倫敦的印度辦公室圖書檔案館(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即(1)“中日商館檔案”(G/12:Factory Records:China and Japan),包括了有關廣州貿易的日記(Diaries)和議事録(Consultations)等等。這批檔案是每一年貿易季節終了,由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職員謄録寄回倫敦總公司的記録。(2)“中國檔案”(R/10:China Records),這個系列除了也包含了日記與議事録外,同時也收録了廣州商館與總公司之間往來的書信。這個系列是廣州商館逐日登録的稿本,材料的價值當然比前一個高,因為前一個系列根本就是從這個系列謄録出來的。由於兩個系列都分别遺失了某些年份,因此合併使用兩個系列,對於史實的重建,自然可收截長補短之效。除了以上兩個系列之外,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華生文庫”(Wason Collection,Cornell University)亦藏有一份特殊的東印度公司檔案,即(3)“馬戛爾尼文書”(Macartney Documents)。這個系列由二十一册稿本組成,是東印度公司理事會(Court of Directors)為1792~1793馬戛爾尼出使中國而自公司檔案中整理出來供馬戛爾尼參考的材料。對於前述兩個系列,此一文書亦有補充訊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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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5 vol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1929) ;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臺北:虹橋書店影印本,1970);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臺北:虹橋書店影印本,1972)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á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1719~1833, 4 vols. ( Paris: S. E. V. P. E. N. , 1964)。此外,有兩奉博士論文亦處理行商的一般問題,即Ann Bolbach White,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7; Dilip Kumar Basu, "'Asian Merchants and Western Tr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lcutta and Canton, 1800~18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