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使用的第二組原始材料為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檔奏摺原件、軍機檔與外紀檔奏摺録副以及其他相關檔案。這些材料配合1930年代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獻，如《史料旬刊》、《文獻叢编》、《清代外交史料》等等，可以補充一些英文资料所缺的訊息。
最後一項原始材料則為美國一些地方歷史學會及博物館所庋藏的商業書信與賬册。美國自1784年獨立成功後開始與中國直接貿易。該國的商人遺留下來許多寶貴的商業文書。這些文書不但保留了中美商人往來的史實，而且對於某些個别行商也不乏深入有趣的刻劃，對於瞭解行商的種種問題有很多助益。由於這類材料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地方，作者限於財力與時間未能逐一查閱，僅使用了麻州歷史學會(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所藏之各項檔案，並利用了該學會及沙崙(Salem，Massachusetts)的伊塞克斯文物館(Essex Institute)所出版的各種中國貿易(China Zrade)書信。不過由於沙崙與波士頓在鴉片戰争以前在中美貿易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所得利用的材料其實已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了。其他一時未能參考的材料對本文的立論影響應是相當有限的。
二、行商經營困難的事實
根據以上各項資料，我們得知從1760年廣東行商成立“公行”開始到1843年行商制度廢止為止，前後共八十四年，共有四十七家洋行先後營業(參考表一)，這四十七家當中的三十七家在1771與1839年間陸續停業。平均不到兩年即有一家停止營業。停業的洋行中，有兩家是因為行商退休，有四家洋行停業的原因不明，有八家因能力不足或涉及官方認定的違法情事而被勒令歇業，另有三家因業主(行商)死亡，後繼無人而關閉。其餘的二十家洋行所以不能繼續營業，都是因為周轉不靈導致破產的結果(參考表二)。破產的洋行數目因此占停業行商的二分之一以上，而超過全部洋行的五分之二。事實上，除了業主退休的兩家洋行外，所有其他三十五位歇業的行商，在結束營業的時候，即使形式上没有破產，負債也都早已大過资產，繼續營業的可甜陸已微乎其微了。
1843年以前停業的洋行固然大多遭遇過周轉不靈的困難，僥幸維持到1843年的十家洋行在其結束營業時，除了同孚行(潘正煒)與怡和行(伍秉鑑)外，其他八家的情况大多也很不好。尤其是其中的天實行(梁承禧)與廣利行(盧繼光)在1843年時，分别各自負欠外國商人白銀一百多萬兩，實質上已經是破產了。[4]從洋行周轉不靈的情形來看，洋行經營困難的事實是相當顯著的。
再從洋行與行商存在的時間長短來看。四十七家洋行中，有十家開始於1760年以前，又有十家維持到1843年，這二十家的存在時間不適合與另外於1760與1843年間開業、停業的二十七家一起看。我們分别計算，結果發現1760年以前即已存在的十行在1760年後，平均各繼續了25.5年(最多48年，最少12年);維持到1843年的十行平均各存在了26.7年(最多52年，最少9年)。此外的二十七行則平均只各存在12年(最多37年，最少只有一年)(參考表三)。若從這二十七家洋行各自的最後一任行商營業的時間來看，平均則只有9.5年(參考表一)。以上這些數字多少也說明了洋行與行商均難維持相當長時間的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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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印度公司檔案，G/12/262，頁28，1838/11/28;G/12/263，頁5～6，1839/05/22; G/12/248，頁76，1832/05/15;G/12/248，頁84，1832/05/21;R/10/29，頁254～255，無日期;R/10/29，頁386，1829/11/20;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Ⅻ(November，1843)，P.615;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8年，vol. I, p. 165;Anonymous, The Chinese Security Merchants in Canton and Their Debts, London : J. M. Richardson, 1838, p. 37 ; J. B.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London: Curzon Press reprint, 1974, p. 309; T. F. Tsiang (蒋廷黼),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hong of Canton, 1839,"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V, no. 4 (January, 1932) ;W. E. Cheong (張榮洋) , Mandarins and Merchants: Jardine Matheson & Co. , 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26, London : Curzon Press, 1979, pp. 96～97 ; Yen-p'ing Hao (郝延平) ,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308;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V, pp. 207, 327;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臺中：東海大學，1959年，頁165。
綜上所述，在整個清代中業，廣東洋行的經營普遍地相當困難，同時大部分的洋行也都不容易維持長時期的營業。這個事實與傳聞中行商的富有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其實，行商富有的傳聞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行商的某些事業獲利性確實很高，這予人行商富有的必然推斷。其次，行商的生活方式比一般人奢侈，他們經手的交易價值又很大，政府更從他們手上獲得巨額的關税與捐輸報效的收入，這些事實在在地予人行商富有的印象。下文便從這幾個方面來檢討行商營收與開支的情形，以便說明何以行商普遍經營困難。必須先說明的一點是以下的探討係以全體行商作為討論的對象，而不就個别行商的特殊情形另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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