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为保卫祖国而战的号召。德国上将也承认，“这一号召得到人们的热列响应。”(《德二战》第223页)这儿那里有徐文给人的印象：“许多过去不满苏维埃政府的人，特别是农民”并不怎么反对德军。

同样也是一篇攻击苏联的文章(这篇文章企图通过苏联不善待自己的被俘人员来说明苏联只顾政治，不顾人的生存权，而美国则把人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也写到，一些苏联红军官兵的被俘“并不能否定苏军官兵的顽强与勇敢，就连德方的战况日志都充分证实：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都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濒于困境的情况下被俘的。”(王开岭《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书屋》2000年第10期)攻击苏联的王先生在无意中给攻击苏联的徐先生一记耳光。

实际上，从《德二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抱怨德军的突然进攻没有在西欧那样顺利：希特勒和德军将领都说苏联军民抵抗远比西欧军民顽强。我们队《英二战》看到，哈特认为，“俄国军民的不屈精神……他们能吃苦耐劳，在物质缺乏的条件下也能坚持下去，而换做西欧军民，就会瘫痪下来。”法国沦陷后，“一般舆论趋向大都以此归咎于法国的士气不振，因而认为沦陷是无法避免的”(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467页)。因此，不管从德国“闪击战”顺利程度，苏联、法国军民抵抗德军的程度和最终结果的区别等方面看，都显示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体制的优点。但是，没见徐先生就“法国的士气不振”和最后法国投降等问题，撰文指出法国的体制有弊病，受到人民的反对之类的，却只见徐先生攻击苏联军民在战争初期不作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被动和困难是苏联体制弊病的表现之类的。

但是，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某些人想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表明，恰恰是由于苏联军民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并且具有为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勇敢战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和决心，他们才克服了战争初期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取得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最终胜利。

关于战争初期苏德军事力量对比问题

徐文还讲，苏德战争之前，苏军数量多于德军，质量总体也好于德军。并且“希特勒对苏的‘闪电’袭击只能达成战斗的突然性”(也就是说，他认为“闪电”袭击只有“战斗”的意义，没有“战略”意义，对战争没有太大影响)。徐先生这样讲，是企图进行这样的推论，既然苏军数量、质量都优于德军，那么苏军被德军打得“惨败”，其根本原因就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苏联体制的弊病。

徐文在很多问题上是贬低苏联的(如苏联消费工业增长情况、人心向背等)，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却刻意抬高苏联。当然，徐先生对苏联的贬低和抬高都为了同一目的，即说明苏联体制不行，弊病严重。

但是，徐先生在苏德军事力量对比上，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徐文写道，“从装备性能的综合情况看，当时苏德双方各有长短，基本处于同一档次。如苏联的新型坦克T-34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坦克，明显强于德国的马克一和马克-4型。德国的战斗机则稍优于苏联，不过数量相差很多。当然，德国此时有仆从国参战，苏联却也有盟国的援助……战后西方的战史专家经分析都总结说，德国于1941年对苏开战时，在装备方面只拥有飞机性能和无线电通讯这两项优势，如果讲后备的人力、物力资源，德国更是居于绝对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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