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拥有莫大的势力，根源于其宗族聚居的大家族形态。《通典》卷3《乡党》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说：

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

“一宗近将万室”，并非夸大之词。国家掌握的乡村户籍，多见大族形态，如上引《通典·乡党》称：“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而且，这种情况其来已久，《晋书·慕容德载记》说：“百姓因秦晋之敝，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即使到厉行析户的隋代，大族聚居的情况仍比比可见，如《隋书》卷72《孝义·郭俊传》：“郭俊字弘yì@②，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诣其家劳问之。治书御史柳yù@③巡省河北，表其门闾。”同卷《孝义·徐孝肃传》：“徐孝肃，汲郡人也。宗族数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肃性俭约，事亲以孝闻。”也就是说，家族聚居的形态，是其权力的根源。隋末杨玄感起兵时，“华阴诸杨请为乡导，玄感遂释洛阳，西图关中”(注：《隋书》卷70《杨玄感传》。)，就是明证。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分。第一，武断乡曲者并非都是士族，强宗大姓亦多如此。豪强与士族的区别，关键在于文化。士族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就因为他们掌握文化，懂得治理国家;而豪强虽然可以凭藉势力控制乡村，却难以对国家政治直接发生持久而强大的影响。本文特别关注士族，是因为他们既能控制乡村，又能影响国家政治。第二，士族虽有文化，却同样垄断乡党。荥阳郑氏，天下望姓，但“(郑)羲长兄白@④，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注：《北史》卷35《郑羲传》。)。要截然区分武断乡曲的豪强与左右政治的士族，并非易事。

强宗大族雄踞乡间，武断乡曲，地方官员不能不与其妥协，甚至依靠他们，才能贯彻对地方的统治。《魏书》卷40《陆@⑤传》载：北魏陆@⑤任相州刺史时，“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这绝非个别典型的事例。崔宽任陕城镇将时，“三崤地险，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诸镇之中，号曰能政。”(注：《北史》卷21《崔宏附崔宽传》。)到了唐代，与大姓的关系仍是治理地方的关键。《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王方翼传》记载：“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诛大姓皇甫氏，盗贼止息，号为善政。”显而易见，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士族大姓的依赖程度颇高。这是我们研究隋唐历史乃至唐宋社会变革的基本出发点。

造成士族政治长期延续有诸多原因，最为关键者，可以从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去探寻。

在文化方面，魏晋以来连绵不断的动乱，造成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学术家族化，是社会长期分裂和士族政治经久不衰的深层文化原因。在暴力肆虐时代，文化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但是社会秩序恢复与稳定之后，国家不能掌握文化的主导权就不能建立起新的统治意识形态，无法形成国家认同的向心力，难以建构以制度文化为核心的礼法秩序、伦理道德、舆论风尚，自然也无法达成国家的深层统一和政治秩序。故稍懂历史且有抱负的政治领袖无不致力于文化建设，确立国家的文化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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