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马克思强调历史性的分析。所谓历史性的分析，套个现在流行的术语，是贯时性( diachronic )和共时性( synchronic )并行的分析方式，这是透过各种矛盾的发展和克服连结而成的。而实证主义很明显只有共时性的思维7 。
哈布斯邦的文章在批判实证主义(包含广泛意义上的结构功能论)和机械论之后，以期许马克思主义史家再接再励做为结束。这是 1968 年的作品。而 1968 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个又爱又恨的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 1956 年终于克服了史大林( Joseph Stalin )的阴影，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于苏共二十大清算了史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对红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整肃进行平反。但是就在同年，苏联的坦克车也压碎了匈牙利的自发性革命。这两件事都对战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8 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清算史大林的直接影响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人道倾向的复兴，而镇压匈牙利革命却使得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几乎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后者整体的负面结果，这里用一句话来代表，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公信力受损。最明显的反弹则来自于西欧的左翼知识分子。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哈布斯邦和汤普森( E. P. Thompson )恰是两种代表性的做法。前者对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批评，但仍留在英国共产党内;而后者甚至宣布脱离共产党，但还是坚持身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9 。大体上，西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心的确产生危机，但是却都还不到脱党的地步，更不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可是危机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缓解，反而渐渐蔓延。到了 1968 年，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学生运动的火苗继 1848 年之后再次以全欧的范围在各地延烧，而巴黎也「按照惯例」首当其冲领衔演出。可是，就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的表现着实令学生错愕，不但不支持学生运动，甚至指责像龚.本第( Cohn-Bendit )之流的学生为无政府主义者10 。这还不算什么，最让学生失望的是法国共产党后来竟然和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妥协，同意解散国会，重新改选，而不是成立左翼联盟建立新政权(后一路线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派政党先前的联合规划，也是学生希望达成的)。一波波革命的希望一再被政治的现实当头浇冷水，共产党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中日益成为堕落的代名词，消极的人走向了无政府主义，积极的人重组「非共左派」做为前进的基地。
这样的情况不只在法国(最主要仍是法国)，而是全欧性、全球性的。当马克思主义的理念随着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失望而丧失魅力之后，思想上的真空则被一股「后」( post- )的风潮所填补：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 )、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等等。唯一在这股「倒马风潮」中挺立的剩下阿图塞主义( Althusserianism )、美国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极少数大家如哈布斯邦、哈伯玛斯( Jürgen Habermas )、科莱蒂( Lucien Colletti )等人，以及托派的曼德尔( Ernest Mandel )、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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