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四隧卒高自当以四月七日病苦伤寒　　鉼庭隧卒周良四月三日病苦/

第二隧卒江谆以四月六日病苦此服支满

第卅一隧卒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伤寒　　第一隧卒孟庆以四月五日病苦伤寒　　4·4A

第卅七隧卒苏赏三月旦病两胠葥急少愈

第卅三隧卒公孙谭三月廿日病两胠葥急未愈

第卅一隧卒尚武四月八日病头痛寒炅饮药五齐未愈　　4·4B

它的史料价值之高，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它的完整性，这是一方木牍，且字数不少，字迹亦清晰可辨，不能识别的仅数字而已，通过它的上下文可以推断出这些残损的字为“何病”。当然，在居延三万多支简牍中，木牍不少，而此牍的价值高是因为与它的另一个方面——内容少见分不开的。记载史料与它相同的简牍至今没有看到第二支，这是硕果仅存的一支最有可能全面反映边塞医疗文书中“病名籍”程式与功能的材料，这一点将在后面展开，此不赘述。

下面看看有关学者对此简的论述，这些论述多集中在它的分类问题上，不过其性质与它的分类又是分不开的。马明达先生论述过“病名籍”，但是由于他没有对“病名籍”与“病书”区分开来，时时将它与“吏病及视事书卷”等同相待，所以他的论述在内容上就相对比较含混。而简4·4A、4·4B他又是作为边塞医务人员巡迴治病的现象，反映了医员有奔波劳累之苦的事实，因大量相同的病况记载，作者还认为这是当时传染病发作的反映[6]。后一点与王震亚先生的论述比较相似，王先生的论证是从《甲乙编》简58·26：“病年月日署所病偷不偷报名籍侯官如律令”着手的，他认为这支简是侯官下达给下属部、燧的命令，要求他们将本部患病的士卒在什么时候得病以及病情如何，按“名籍”的形式上奏侯官，以便侯官掌握各部、燧的戍卒病情，集中处理治疗。在官设的医疗系统中，由医吏负责主管各项事务，而各个官医在医吏的统一安排下，或门诊治疗，或下到各部、燧巡诊，“使边塞防御体系中的医疗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具体到简4·4A、B，他认为此简所记八名燧卒所在烽燧都属居延甲渠侯官辖区，而八人所患的病又大抵相同，时恰值三、四月间，属春瘟性质的时令病，以理推断，“该简是边塞医务人员巡回医疗的记录”，原因就是该简的记录格式没有采用“简58·26”所要求的“名籍”形式，也不是侯长(部的长官)上报给侯官的病卒名籍册残存，加上如此多的戍卒相继生同样的病，是不可能都送到官医所在地进行诊治的，只能由侯官根据他们的报告文书派员去巡回治疗，而且这样做完全是有可能的[7]。但作者在此书中又说汉代在医药学及医疗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了不少有关病历、医方和当时边郡医疗制度的文书资料。并再次以简4·4A、4·4B为例，说它是当时下级机关上报给侯官的“病吏卒名籍簿”，也以简58·26的规定，认为患病者的生病年月日、患何病及病愈否，都要向侯官呈报名籍，而4·4A、4·4B“是执行这一规定的体现”[8]。高敏先生在他的《简牍研究入门》一书中表示，因《居延汉简甲乙编》45·15号简文有“病卒名籍”名称，但在简牍中又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病卒名籍”，所以他认为简4·4A、4·4B即属于“病卒名籍”，因为“上述二简(其实是一支简的正反两面)所载，虽无‘病卒名籍’之名，却有病卒名籍之实”。此简所罗列的都是一些下级戍卒人员，也是患病者，把有病的戍卒名单放在一起，非病卒名籍而何?最后作者还对“病卒名籍”的书写体例与格式作了一些说明，当然也是根据《居延汉简甲乙编》简58·26的记载，认为此简可能就是关于“病卒名籍”书写格式的规定，要求写清楚病卒所在隧名和姓名，所患何病、从何时起患病以及病情与治疗情况等等[9]。这些论述当中只有李均明、刘军二位最简单，他们把此简归入“病名籍”，并认为“病名籍”是伤病员的名单[10]，仅此而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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