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史观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晚明江南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封闭的、自足的、静止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为开放的、普遍交往的、动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代替。由此派生出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探索自然奥秘并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潮的兴起。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从李卓吾到顾炎武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律的论证，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首先从江南开始的“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变化，使“苏州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①，这已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学者们往往把这一现象与中国历代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以下新的时代特征：一是国有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让位于私营手工业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地。这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大。二是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经济区和农村专业户。大量史料表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1978年农村改革后的状况，其实也正是晚明江南农村的景象。三是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隶属松江府的上海县，迅速崛起而成为谚号“小苏州”的繁华商业都市，“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②。上海周边诸县，大量村落发展为城镇，拥有两千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万家的市镇约二十余座。四是商业资本大量地、持久地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打破了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的传统怪圈。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徽杭大贾”们多投资于市镇手工业，甚至有出卖土地而以资金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看不到这些事实而死抱着马克斯·韦伯的信条，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江南濒临东海，是自古以来最富于海洋文明因素的地方。英国的海洋文明传统固然源远流长，但明代中叶以后，辽阔的东海也重新激起了江南人的勇气，“挟着他们超越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鼓励他们到海上去追求“利可十倍”的超额利润，江南海商成为中国海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③，这一发自嘉靖年间徽州商人之口的话，正反映了中国民间商品经济向着海外自由发展的愿望，更不用说那“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以对外贸易为生的闽广商人了。隆庆元年(1567)海禁的开放，使中国海商成为与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巨大力量，传统的由官府垄断的朝贡式的对外贸易转化为蓬勃发展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而17世纪那位著名的“国姓爷”、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文坛宗盟五十年”的江南名士钱谦益的学生。他通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将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网络，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商品经济主动走向世界，又何来西方白银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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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②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③  《明史》卷205《朱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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