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儒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郭店竹简之于儒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学者们都有充分的认识。1998年5月，即《郭店楚墓竹简》出版的当月，国际儒学联合会便召集北京的一批学者就其中的早期儒家思想进行首次讨论研究。在这方面，李学勤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均收入《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等文章，对于推进郭店楚简与儒学的结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武汉大学举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出版会议论文集外，多篇会议综述也在《光明日报》1月14日和1月21日、《理论月刊》第1、2期合刊、《中国哲学史》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第2 期、《文史哲》第2期、《孔子研究》第2期、《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的《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和台湾的报刊上分别发表，据报道，会议上，学者们就郭店楚简对于儒学研究的意义发表了许多见解。李学勤在《透过竹简》的报告中指出，本世纪楚地简帛的大量出土与整理，使我们已获得了若干可以串联起来的坐标点，从而对战国中期到秦汉间之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变迁过程有了信实的材料;《诗》《书》《礼》《乐》等“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或普遍知识;“经”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儒学和孔子的地位在当时就非常高，通过七十子的传布，儒家思想分布范围极广，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阴阳数术思想可能是传统宇宙论的源泉，在战国中晚期流行，并与各家思想相融合;先秦学术虽经焚坑打击，到汉代又峰回路转，汉代学术绝非无源之水;疑古思潮误将战国思想文化移至汉代，现在可以还其本来面目。饶宗颐则肯定三坟五典等与《左传》、《国语》的可信，认定不仅要“走出疑古”，而且还要回归三代信史之本然。萧箑父在《郭店楚简的价值与意义》中列举了历史上多次古文献出土引发学术思想震荡的例子，肯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根据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展望21世纪，认为楚简的出土对于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以及学术的取向，具有重大意义。杜维明论证了郭店楚简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及核心价值观念，认为它推动了古文字学、先秦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再次勃兴，有助于“文化中国”之“文明对话”的开展，确信先秦哲学较之希腊哲学毫不逊色。
郭齐勇在《从‘疑古’到‘释古’》(《文汇报》9月21日)中认为本世纪出土的简帛文献使百年学术发生了极有意义的翻转，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到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我们可以超越“疑古”和“信古”，平心静气地“释古”了。
江林昌在《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中谈论了郭店楚简出土的学术价值，认为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未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它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它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武汉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陈来的论文《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强调了郭店楚简对于先秦儒学研究的意义，其中提到竹简虽以“孔孟之间”为主，但也包括对孔子本人的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另外，1999年12月11—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姚小鸥主编的本次会议论文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已于8月份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州学刊》第2期也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了其中的几篇文章。据说，此次会议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20世纪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出土文献与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前景，以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个案等进行探讨，有的会议论文谈到了郭店出土的竹简，论述了出土佚书的贡献、竹简、帛书与先秦文献研究、疑古与资料审查等问题，对儒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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