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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朝鲜半岛不仅山水相连，而且人民心系彼此，关系始终最好，密不可分。中国与朝鲜半岛具有相近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化传承，铸成了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曾经共同进行了4次英勇的抗日战争，双方同生死，共患难，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回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友好交往的历史，必然给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关键词]中国与朝鲜半岛;抗日战争;患难与共;历史启迪

中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有着相近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化传承，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人民感情相通，心心相印。无论从文献学还是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看，远在夏代，中国大陆的先民就与朝鲜半岛的先民有所来往，如山东半岛的古东夷族通过海路迁往朝鲜半岛的人员连绵不断，人数也越来越多。殷末周初时，由于中原动乱而造成的移民潮更是汹涌澎湃，不仅东夷人迁入朝鲜半岛者空前剧增，而且作为华夏族的殷人也成群结队地流亡到海东之地。春秋时期，朝鲜半岛的邑落部族同山东半岛的齐国就存在着贸易往来。战国时期，中国东北部的齐国和燕国与朝鲜半岛联系密切。燕昭王时期，燕国向东北拓疆，并且设置了辽东郡，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空前频繁，近年在朝鲜半岛南部发现了燕国的明刀钱就是例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徐芾人海求仙药，路经今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带去的“方士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灭掉了卫氏朝鲜后，在其故地设置了四郡，从此，中原王朝的郡县统治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实行了直接管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大陆同朝鲜半岛南部的古族和古国的联系。

一、唐王朝“援罗”促进了朝鲜半岛的统一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中国的浑江流域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将势力逐渐扩张到朝鲜半岛，并取代了中原边郡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与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图霸争雄，并于427年迁都今朝鲜半岛的平壤城，朝鲜半岛历史上进人了三国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出现了大一统国家，当时，由于中国唐朝国家实力雄厚，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唐朝近300年对外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周边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唐朝本身的缘故等，能够和唐朝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民族或国家并不多见。但是，地处朝鲜半岛的新罗却是一个例外。新罗和唐王朝卓有成效的交往，堪称古代形态国家关系的典范。双方友好交往在中、韩现存的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唐大诏令集》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新罗首次遣朝贡使赴唐，高祖亲劳问之，唐朝随即派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出使新罗，赐以玺书及书畵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断”，开启了双方友好交往的先河。但此时由于新罗与百济、高句丽同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三国对峙的局面，加之与日本交好的百济和北方的高句丽不断进攻新罗，并隔绝了新罗到唐朝的朝贡之路，于是，新罗便向唐王朝再三求助。

唐王朝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国力得到迅速增强，于是便极力调和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在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唐王朝最终不得不出兵朝鲜半岛，以保护对自己恪尽臣职的新罗。关于出兵目的，唐太宗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说得很清楚：“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者，每被侵凌，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王朝乘高句丽国内发生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10万大军进击。虽然高句丽举国反抗，致使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却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

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乘机连夺新罗的十数城，还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此时，由于唐太宗病逝，唐军遂从高句丽撤兵。唐高宗即位后，在再次接到新罗的求助急报时，当时并未打算出兵，而是极力调和三国的关系，于是，唐王朝同时赠百济国王玉玺书，赠倭王玉玺书。但是，日本与百济于653年8月“通好”后，关系密切，并且，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30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