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北朝散文的内容上。整个北朝散文反映的社会生活始终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很难发现像南朝那些纯粹“吟风雪，弄花草”，甚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8]的作品，更没有低级的色情成分。即使有人偶尔为之，也会被指责而加以矫正，如北齐的王昕“好咏轻薄之篇”、隋初司马幼之“文表华艳”都被治罪。遑论那些以治国为宗旨的军国公文、宫廷诏诰以及大臣章表等应用文字，就是一些抒情文字和山水文字也充满贞刚之气。北朝山水文总是突出山水雄奇之壮美，而南方山水文则多表现山明水秀之优美;“南朝作家对山水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微观上，而是力求形成意境，以意境涵盖全篇;而北魏山水文由于初起，手法上还显得嫩稚，于山水的描写上偏重于客观描写，意境构成不足”[9]。就抒情文而言，北朝散文多感情真挚、感荡心灵之作，特别是那些书信散文如《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阎姬母书》，在形式上实无“文”可言，但千载之下读之，无不为其情真而折服。相反，“终南朝之世，并没有出现强烈地激动人心或者深刻地感染人心的作品，作家所追求和创造的，大抵是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10]。相对于北朝散文的质朴刚健，南朝散文显得浮靡而柔弱。

形成北朝散文特有的文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文化上的，也有民族风尚上的，又有地理上的等等。

首先，北朝散文乃至整个北朝文学发展的基础极差，起点很低，几乎是在文学的沙漠上开始发展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晋末大批中原士人南渡，十六国时期连年干戈扰攘，致使北魏散文和一直向前发展的魏晋文学断裂开来，致使北朝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而南朝则不同，上承魏晋深厚的文学积累，沿着魏晋以来重形式美的方向，踵事增华，变本加厉。

第二，整个北朝的藏书很少，这使文士失去了丰富学识和借鉴前人创作经验以提高写作技巧的机会。《隋书》对整个北朝藏书情况统计说：“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11]可见，北朝藏书的总数才达一万五千卷。而南人私人藏书往往上万，有的甚至比北朝藏书的总量还多。如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莫比”[12]，任昉“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13]，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14]。

第三，北方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与此相伴的崇尚朴素节俭的生活风尚也是形成质朴刚健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她是积极向上日益强盛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勤奋节俭的;如果她是从繁荣走向衰落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享受的奢华的。北朝人大都尚俭节用，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北朝由于多有战乱，致使经济远落后于南朝，又加之特有的“聚族而居”生活方式，要求北朝士人崇尚节俭又积极进取。《颜氏家训·治家》：“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5]即使是位居最上层的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也以节俭为美，身体力行。而且北方的帝王多有励精图治、统一天下的宏远抱负，如北魏道武帝、太武帝和孝文帝，北齐的高欢、文襄帝以及北周宇文泰、周武帝，还有隋文帝等等，而在南朝却很难找到这类怀有宏图大志的帝王，相反，“统治集团很少有宏图远略，惟以保持一时的安定承平为治国的根本方针”[16]，“士大夫们的奢侈淫逸，大约也不是个别现象”[17]。仔细考察一下北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北魏至隋朝，北朝经历着一个不断强大直至统一南北的过程，而南朝则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被蚕食直至灭亡的过程。南北间不同的生活风尚和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反映在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风。

第四，南北人的民族情愫刚柔不同，也会对文风产生影响。《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18]“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19]北朝人的性格粗犷、豪放，和长期与少数族融合以及战乱频生的社会环境有关。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南方的情感是柔弱的，偏于个人的享乐，北方的情感是雄壮的。”[20]南人情感脆弱，北人情感则刚强，反映在文风上则南朝文柔弱，北朝文则刚健。

第五，质朴的文风也受北朝的学风和宗教的影响。无论北朝的儒学，还是北朝的佛学和道教都有素朴、重实用的特点，与南朝重义理探寻的学风不同。《隋书·儒林传序》指出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1]这种学风的差异和南北朝玄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北朝几乎没有玄学，只有个别人感兴趣而已，如北魏末期的卢元明、北齐的杜弼、阳烈，终整个北朝都没能形成风气。而南朝则不同，南人继承了魏晋以来对玄理的好尚之风，以致对玄理的追求发展为士人高贵身份的象征，这样崇尚玄学便成了风靡南朝的社会风尚。许杭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指出：“北方的学风趋向朴实，带上了汉代经学的遗风。南朝则继承中朝清谈玄风，崇尚玄理之学。与之相应，南北朝的佛教文化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北方佛教重行业修行求取福田，如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和开凿佛教石窟等等;南方则较多地受玄谈的影响，侧重于探求佛教的玄理。”[22]汤用彤也指出北朝佛教重实用的特点说：“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23]南北道教也明显不同，“南方的道教徒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个人的修炼成仙，长生不死，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似很少直接联系”;而北朝“寇谦之则要辅佐‘太平真君’，‘兼修儒教’，两者显然不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