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风格与北方特有的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音辞》中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25]北方特有的深厚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会影响特定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方的风物经过作家审美观照后形成作品，也就表现出雄壮刚健的文风。

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北朝散文的另一特征是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北方人对政治盛衰的关心则远远超过南方”[26]，“北朝文以笔札之文为主，文士创作重视经史之文及军国实用文体”[27]。严可均所辑《全后魏文》共收录散文一千三百余篇，而纯文学的赋作包括存目在内约四十篇，还不到总数的3%(其中还有一部分歌功颂德一类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字)，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实用性的章表奏议书檄碑志颂启等文章。正如周建江所指出的：“贯穿北朝始终的关于对文章的看法是偏向于文章的实用性，即以表现儒家思想、研究儒家典籍的文章和军国文翰为文章之首。”[28]这些文章毫无疑问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甚至就连表现心性的赋作也不能例外。北魏后期，由于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便产生了一些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不满情绪的赋作，如李骞的《述身赋》、《释情赋》、阳固的《演赜赋》，元顺的《蝇赋》等。北朝四部散体文著作，代表了北朝散文的最高成就，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如范文澜所指出的：“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29]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地理著作，由于其描写山水相当出色，因而又是山水游记散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记录北魏洛阳佛寺兴衰历史的史传散文;《魏书》本身就是史书，同时也是优秀的史传散文;颜之推《颜氏家训》是家诫类文字，是为教育子孙如何“安身立命”而作。北魏初中期、西魏以及隋初是北朝散文表现政治性、实用性最为突出的时期，占据了北朝历史的一大半的时间。北朝散文虽然随着南朝文风影响的加深，以及北朝作家审美意识的逐渐自觉，其审美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但始终没有忽视文章的实用价值。

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北朝以儒学治天下，而儒学的精义在于经世致用，要求文学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性。正如前面在北朝散文发展的动因一节所述，儒学在北朝一直兴盛不衰，帝王们大多好尚儒学，士人们也多治经。《隋书·儒林传》指出了北朝儒学兴盛的情状：“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30]赵翼指出：“六朝人虽以辞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31]“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学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胜，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32]

其次，北朝经济落后，不允许文士创作不切实际、不关现实的文章。由于北魏经济落后，以致百官无禄。例如，高允虽在朝廷为官，但“时百官无禄，允恒使诸子樵采自给”[33]，至太和八年才准备颁禄。北朝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是不允许北方民族脱离生存的现实，作玄思冥想和浮光蹈世之举的客观基础”[34]。梁启超颇有见地地指出：“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35]

第三，北朝人在文学观念上，重视文学的实用性，反对不关实用、浮靡空洞的文风。颜之推对实用性的文字大加肯定，代表了北朝人重实用的文学观：“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36]相反，他反对尚虚谈、重娱乐的文字，曰：“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37]又曰：“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38]隋开皇四年，隋文帝杨坚改革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39]。接着，李谔又批评那些不关风教之文，说它们是“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40]，显然他们也是持政治功利性的实用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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