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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受到统治者和“士”的观念约束。具体地，对统治者来说，经世致用科技目的观的政治功利性特征、“华夏中心主义”对西方科技的排斥作用、“中体西用”观对物质层面的西方科技的偏重;对“士”来说，重文轻理观念、实用主义的科技目的观，这些都约束了中国实验农学的产生。

[关键词]传统农学;实验农学;观念约束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的谢和耐认为，中国的农业在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从中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来看，中国的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最科学和最发达者[[i]]。而西方农学，正如李比希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在那时“农业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田地肥瘦的道理，也不知道在作物的影响下，肥力减退的原因。除了阳光、露水、雨水的作用以外，农民对作物所必需的其他条件，几乎毫无所知。至于大家议论的土壤，也只是为作物提供生长的处所。”[[ii]]，但西方实验农学一出现，便将中国传统农学抛在了后面。

其实，西方的农业技术也有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过程，“无论中西，所有于十六世纪前农事新技术之改革均非由学者计划实验所获得，却多为躬耕之农夫实地耕作之辛苦经验。旧时农书确曾记述农业之改进，然此类记述均为没没无闻之农夫经验累积或偶有灵感之结果。技术之改进全非来自上层人士，而均出自基层农夫者。”[[iii]]，在十七世纪时，中西农书“重点虽各不同，但却具有相似之水准，此一局势到十八世纪时始全部改观。此后，中国之农书一直沿用同一传统发展，丝毫未受欧洲学术之影响”，但是，至十八世纪“欧洲农业也由传统技术转而成为一门实验科学。”[[iv]]。

对中国来说，其实早在明末，中国科技总体上出现了又一个高峰，此时出现了众多的优秀科学专著，难能可贵的是出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气象，陈美东先生对明末科学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显现的一些特点“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v]]另外，正如袁翰青先生对徐光启所做的评价：“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vi]]，该时期对西学东渐也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如果这一系列新气象能在清代发扬光大的话，中国科技也许不会落伍，最起码会缩短差距，这将更有利于中国自己实验农学产生所赖以为基础的整体科技知识的具备。

具体到农业科技来说，实验农学的重要特征是科学实验及定量分析。回溯到明末，中国的农业科技是比欧洲先进的，并且已经显现出注重科学实验及定量分析这两方面，此外，该时期对西方农业科技也表现出较为开放的态度。

在讲求实验方面，宋应星一反“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空疏学风，力求对事情经过实践或检验来辨别其是非真伪，在《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中记述了许多经由实验的榨油方法，并对其中难以定论的则不妄加评论，各种油料作物的榨油率都是宋氏本人试验所得的数据，这表明了他的重视实验的思想方法以及求实的精神，徐光启也是重视实践和实验的科学家，从他试种甘薯等多种作物便可明知，他还由实验制成一种据说“一斗可当大粪十石”(见《徐光启手迹》)的“粪丹”，已开始用实验方法探索高效混合农家肥了;至于定量分析，用数值来表示事物所处的状态及变化的程度，进而明确操作时宜掌握的分寸，则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基本要求，在这方面，徐光启“纠正前人计算上的失误，指出古今度量衡的不同”是其一大理论精华，有人评述道：“在历代农书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像徐光启这样严格地注意数字表达的准确性”[[vii]]，徐光启注意到了作定量分析的重要，他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故也，此须接续讲求”[[viii]]他还重视智能训练的几何学，这从他重视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可看出，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ix]]，《天工开物》也注重数量表达，“《开物》的定量表达比之《农政全书》毫不逊色”，宋应星曾对水稻栽培知识力求以数值来表示其量化程度，《天工开物》的对稻田本田比、秧龄和早穗、再生秧技术、早晚稻需水量、供水和结实关系等是其他几大农书所不具备的[[x]]，这些都涉及到数量表达;在对待西方农业科技方面，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不是对其简单排斥，而是通过翻译吸收(如徐光启把《泰西水法》收录在《农政全书》之中)力求达到“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xi]]的目的，与清前期统治者对西学的态度相比，可以显示出其高瞻远瞩。可以说，到明末时期，中国的传统农学已踏上了实验农学的门槛，清代前中期是中国传统农学有可能向实验农学转化的关键时期，可惜的是没有实现这一突破。在清前中期的一二百年时间内，实验农学始终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没有实现。直到19世纪90年代，甲午海战的失败令统治者、士大夫、官僚们的思想大为震动，并认识到中国的科技落后、政治腐败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戊戌变法”以六君子的被杀而成为过眼烟云，但变法失败后，引进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没有停止，此后的农业政策一变封建时代的劝农措施而成为鼓励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是，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为什么不能象欧洲一样开始实现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