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虏协谋，志扰边服”③，桓诞与北魏的合作给南朝带来严重的威胁。《宋书·索虏传》：“(宋)泰豫元年(472年)，虏狭石镇主白虎公，安阳镇主莫索公，贞阳镇主鹅落生，襄阳王桓天生(桓诞)等，引山蛮马步二万余人，攻围义阳县义阳戍。”又魏太和四年(480年)，大军伐南朝齐，“(桓)诞请为前驱，乃授使持节、南征西道大都督，讨义阳”④。《南齐书·魏虏传》载，该年魏昌黎王冯莎兵向齐司州(治义阳)，桓诞声称蛮人皆将响应。当冯莎军进至淮滨，诸蛮却无所反应，使冯氏失望而退。义阳一带的蛮人不予响应，说明桓氏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限的。从另一角度言，义阳为南朝抵御魏军南下的重要据点，桓诞积极鼓动北魏军队攻击司州，或许是希望借助北魏声威以加强他在义阳一带蛮人中的影响，可惜没有达到目的。

《南齐书·陈显达传》载，永明五年(487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南阳盆地为战略要区，关系南北战局。桓诞借助雍、司二州蛮的力量，得以占据南阳故城，大大震撼了南朝。萧齐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遣丹阳尹萧景先出平阳，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宛、叶”⑤。陈显达出宛、叶，抗击桓诞。萧景先出平阳，则是为了防止北魏军故伎重演，趁机进犯义阳。据《南齐书·萧景先传》，萧景先到义阳后，“屯军城北，百姓乃安”。通过努力，萧齐最终挫败了桓诞的攻势，稳定了南朝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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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齐书》卷五八《蛮传)。

②  《隋书》卷三一《地理下》。

③  《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

④  《魏书》卷一○一《蛮传》。

⑤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桓诞此次南下开始之所以能得到成功，除了他利用了桓玄宗族与蛮族首领的双重身份影响雍、司蛮民外，还在于他的进攻点就选在了他北附前的活动区域，从而避免了曾在义阳一带无蛮响应的遭遇。①

桓诞之所以屡屡南侵，一是向魏廷表示忠诚，二是藉此扩大他在南境蛮人中的影响，这二者可能都是为了维持东荆州相对独立的状态。因为桓诞所领东荆州尽管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但终受制于北魏。桓诞附魏之初，魏廷“思安边之略”②，派能臣韦珍与桓诞活动于桐柏蛮地。桓诞居朗陵(今河南确山西南)，韦珍驻沘阳。后桓诞北移颍阳，韦珍的军镇也移到鲁阳(今河南鲁阳)，始终居于监视、控制桓诞的地位。另一方面，桓诞之东荆州处南北争夺的中间地带，桓诞若不自己努力进取，等于坐待灭亡。

《魏书·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下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所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诏书约束归顺的缘边诸蛮，显然有意识地针对如桓氏那样有影响的蛮首。

桓诞于太和十八年，被征召入朝，赏遇隆厚，不久去世。其子桓晖承袭东荆州刺史之职——北魏尊重蛮人首领世袭职位的惯例。与此同时，北魏于东荆州辖域内的鲁阳镇设荆州，分割了东荆州的实力，对东荆州蛮的控制相应地也有加强。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魏孝文帝“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③，大举攻齐。四路大军中，出襄阳、出义阳均须经过蛮区。原来每为南进先锋的东荆州蛮却似乎未得重任。联系当年对蛮人约束的诏书，我们认为，北魏对处于南北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东荆州蛮并不完全信任。导致北魏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是，北魏迁都洛阳，必须保证统治中心南疆的安全与稳定，北魏欲靖边境，用颇具游离性的蛮人，毕竟是令人忧虑的。因此，北魏获得南阳盆地后，东荆州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魏书·地形志中》广州“鲁阳郡”条原注云：“太和十一年置镇，十八年改为荆州，二十二年罢，置郡。”太和十八年，韦珍任新置于鲁阳的荆州刺史，后由薛真度继任，大抵在二十二年薛又改任东荆州刺史④。东荆州本以蛮族立，刺史亦由蛮首世袭。薛任此职，表明东荆州已开始向正规州郡建制转变。桓晖则改任荆州刺史，治于穰城(今河南邓县)。《魏书·世宗纪》载，“(景明元年，500年)十有一月己亥，荆州刺史桓道进(晖)攻(萧)宝卷下笮戍，拔之，降者二千余户”。桓晖还继续履行着北附蛮首的职责。但桓晖之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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