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转折点，但它的确影响了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史学家。③

尽管它们彼此迥异，但是京都和东京的中国历史分期论主张，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

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

学派都持有一个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

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提出这些观点的学者希望它们具有政治的含义。的确，公平地讲，两种分期论都涉及现代性的政治、

殖民主义和文化转变。④内藤的假说使宋代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并且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教科书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这

是一套完整的视界，它把政治制度和行为、社会结构、经济过程，以及文化中的变化综合在一起，而且它既能适用于中国历史，也能适用于地

中海文明，因而是普遍的。但它还是目的论的，因为它假定文明能够，而且应该朝向“现代性”自然地成熟，从这一点讲，它也是一种信念，

因为我们当然不能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近些年出现了两个变化。首先，一代新的历史学家对唐宋转型逐渐提出一幅新的图景，它颠覆了内藤假说中一些最重要的组成

内容。我在下文将更仔细地分析这一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更年轻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受到汇聚在后现代标帜下的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至

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通过学术生活而流播。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的流播，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迫使我们把历史理论当作某一时间和地

域的思想构造来检讨，并且使学术有可能拒绝一种目的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围绕“现代性”的观念构造历史，它把“现代性”作为人类演进的

自然阶段。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的变化必然是由一个个后胜于今的阶段所组成，就没有理由一开始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应该把中国历史的任何

转型，包括唐宋转型，理解为朝向一个特定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个特定时期就是欧美历史上被定义为现代的那个时期。⑤

关于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把历史仅仅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寻求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的职业，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或者赞成，或

者反对。但至少这使历史学家更多地思考一下，那些文学和思想传统中典型的构造和阐释过程，是如何普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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