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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是一对时髦的名词，大致相应于古语的古与今。但今人对这对名词的理解，无疑要比古人丰富得多。上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半复兴，但与先进民族相比，仍处于落後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对中华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出现各种议论，归纳起来，无非是全盘继承、全盘摈弃或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摈弃，至於如何选择，又各有看法。

研究中华古史的人，自然是对传统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就我个人的感情和心态而论，其实是矛盾的，有时觉得可爱，有时又觉得可憎。

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无产阶级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作澈底的决裂，单纯从口号上看，似乎非常革命。但当经历了十分惨重的全民族劫难之馀，人们终於醒悟到，那次劫难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中华古代坏传统的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和发扬光大而已，不过是以最革命的旗号，复辟着最反动的传统。

在经过了痛苦的反省和思考之后，我终於醒悟到，“从坏的方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       最大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是一对       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①]“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②]所谓愚昧，可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三是有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历史证明，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做出绝对愚蠢的事。

但是，在面对一些力主全盘摈弃传统的议论，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又捨不得完全割弃传统，主张对传统实行四分法。“五四运动楬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③]

近日阅读《纪念李慎之》一书，此书第173页谈到，李慎之先生“炽爱中国，所以他对拖住中国使之沉沦的势力与习俗十分疾恨”，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二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力主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从中华民族的实际状况看，进行一场以批判专制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客观需要，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④]但中华文化传统能否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只怕是可以商榷的。

笔者作进一步思考，中华的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似有所       差别。中华文化当然有其优点，否则就不可能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的灿烂古文明，也有其缺       点，否则就不可能在近数百年间落伍。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中国建筑园林、中华烹饪等等，都属文化传统，却不一定必须与专制主义挂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批判的。

即使就政治传统而论，只怕也不宜将它说得一无是处。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       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好的政治传统，至今为人们所称       道。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的箴言，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至於专制、愚昧和腐败，却在中华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本文主要结合宋代的史实，对主流政治传统再作进一步的揭露、论述和批判，今列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