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菅人命：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 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 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414页)。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 明太祖光是胡惟庸、蓝玉两案即滥杀五万人，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惨酷的文字狱， 从秦代的“夷三族”扩展到七族，隋炀帝又扩展到“诛九族”。[⑤]中国有一条自古相传的残酷老例，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姓死活，大量屠戮和虐杀无辜，被视为天经地义。如此之类，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兽性。
宋政似乎有“宽仁为治”的外貌，但宋仁宗天圣诏中也承认司法腐败，“有司巧避微 文，一切致之重辟”。[⑥]重辟和大辟就是死刑。史称宋徽宗时，“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 寖深”。宋理宗时，官吏们“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私设“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毒刑，受刑者“痛深骨髓，几於殒命”。[⑦]宋朝出了如岳飞“莫须有”(岂不须有)那样的千古奇冤，体现秦桧意志而上报的量刑，还是将岳雲定为徒刑，其实只是削一阶官位，罚铜二十斤，宋高宗却对涉案的九人全部法外加重刑，将岳雲超越流刑，定为斩刑，这同样充分体现了专制的兽性。
中国人也并非没有强调“人命关天”，[⑧]此种观点正好与草菅人命相悖，但在古代不 居主导地位。人命最为可贵，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国际上已制订了一个公认的反人类罪 标准，而专制政体大致不可能避免惨酷的反人类罪，反人类罪为其首要的最大罪状。这在 根本上还是源於贱视人命。
二、禁锢思想言论：是舆论监督权力，还是权力监控舆论，是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分野 之一。从中国古史上看，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次。一是秦 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将 科举改为以儒家经学取士，从此实现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四是明朝在科举中 采用八股文。五是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
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又有利诱的一手。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旦将教 育的功能理解和压缩为只是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这其实是更厉害 的禁锢，对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胡適曾惊讶于当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施 展於古书堆时，西方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施展於自然科学。这无疑是宋明清三代禁锢思想 言论的可悲的总结局。直到鸦片战争前，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问， 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
三、上交谄，下交渎：《周易·繫辞下》强调“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既然实行不同形式的等级授官制，必然全滋生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制度与思想，上交谄，下交渎，必然成为混迹官场的第一要旨。今人所谓个人崇拜，其实不是崇拜个人，而是崇拜权势，渴望权势。《聊斋誌异》卷8《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说破了阿谀奉承的真谛。宋徽宗的穷奢极侈，在天水一朝的诸帝中无疑位居第一。当时也有言官批评他“金柱玉户”，但蔡京却作记说，宋徽宗“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言者不根，盖不足恤”。[⑨]在蔡京所谓“陛下当享天下之奉”的诱导下，众臣“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⑩]更有甚者，宋高宗向杀父之仇称臣，屈辱苟安於半壁残山剩水，竟在一片歌颂声中，被臣僚誉为“书契以来，中兴复古之君，比德较功，莫有望其仿佛者”，“皇帝躬行，过于尧、禹”。[11]薛昂“始终附会蔡京”，故两次被援引，当仅次於宰相的执政，“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12]身为执政高官，居然为宰相避名讳，以至自己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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