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职的这种特性，还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尚书六部向上汇报政务的机制。使职最初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务处理的，他们是“特奉制敕”的皇帝的近臣。而近臣向上汇报工作，是以状的形式进行的，所谓“其近臣亦为状”(注：《唐六典》卷1《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之职条、《唐会要》卷26《笺表例》。)，而不走律令制规定的以行政机构为文书主体的奏抄渠道。如开元初派往山东检查驱蝗工作的监察御史刘沼，一改此前驱蝗使的软弱依违，采取强硬措施，驱使百姓灭蝗，并“回改旧状以奏之”(注：《旧唐书》卷101《韩思复传》。)。所谓旧状，是指此前驱蝗使所上的状，刘沼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然后上奏，说明驱蝗使所上的文书为状。后来宇文融为劝农使进行括户，玄宗令其“并量事处分，续状闻奏”(注：《唐大诏令集》卷111《政事·田农·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其所上文书亦为状。

随着使职所掌政务范围的扩大，其所上状的内容范围不断扩大，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一些礼节性或建议性的文书转变为针对地方具体政务的汇报性文书。而状不经门下省申奏，或直接进呈于皇帝或通过中书省进呈(注：参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如此，则随着使职的发展及其职权范围向行政事务的延伸，尚书省的行政职权在萎缩，以审驳尚书省奏抄为核心职能的门下省的职权也必将随之萎缩，地位随之下降，中书省的地位上升，三省平等制衡的机制在使职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破坏。

高宗时北门学士的设立，开启了内廷近臣在禁中参决谋议的机制。弘道元年(683年)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完成了中书省在三省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变革。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对中书省职权的转化起了促进作用。三省制下，中书省并不负责裁决政务，政务的裁决在尚书省和门下省。随着高宗以后议、表、状等文书的大量增加和中书省地位的改变，以及皇帝上朝议事的减少，中书舍人“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从而逐渐获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唐六典》卷9所谓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即指在门下、中书两省处理由下通上的文书的分工中，议、表、状等上于中书省，由中书省官员商量可否，连署而进奏与皇帝。中书舍人的这种权力，是在武则天以后逐渐取得的。政事堂移到中书省后，中书省成为政务运作的中心，正适应了议、表、状等奏事文书大量增加的形势。所谓“六押”和“五花判事”，就是对各种议表状的参议申奏(注：参袁刚《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安徽史学》1996年4期。)。

地方官上奏的表状原本必须经过中书省呈奏，但中书省的职权也只是“侍奉进奏”。随着地方事务的增加，地方官上奏的表状类文书越来越多，而且向具体政务的处理和裁决发展。景龙三年(709年)二月有司奏，诸州刺史都督以及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所上之贺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说，“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则牒中书省”(注：《唐会要》卷26《笺表例》。)。这里强调“不得则牒中书省”，说明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地方官直接向中书省汇报政务，这是中书省兼掌行政的开始(注：参拙稿《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唐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中书省逐渐获得政务裁决权的过程中，尚书都省会决政务的职权在逐渐丧失。尚书左右仆射从贞观十七八年以后就长期缺置(注：参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尚书都省会决政务的制度实际上成为虚设。长安四年(704年)以后，仆射从制度上退出宰相行列，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的制度发生转型(注：《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左右仆射》。)。

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六部官员拜相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由尚书都省会议裁决的政务，也就逐渐移至政事堂裁决。甚至出现了姚崇以中书令的身份牒报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行灭蝗之事。开元四年(716年)，汴州刺史倪若水抵制姚崇领导的灭蝗工作，姚崇乃牒报若水，强令其采取灭蝗措施。面对朝廷的喧议，姚崇又对玄宗说：“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注：《旧唐书》卷96《姚崇传》。)姚崇的这种做法，正是中书省及政事堂政务裁决权的实际体现。在三省制下，这种事情无疑是由尚书左、右仆射进行处理，地方要将情况向尚书省汇报。

以中书令为首的政事堂逐渐改变了过去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性质，成为宰相裁决政务的机关，中书令也成为了掌庶政的行政首脑。开元元年(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担任中书令时，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注：《资治通鉴》将出自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此事记于先天二年十月，大概是依据高力士所说的“陛下新总万机”之语。此时的政事堂宰相班子中，张说是中书令，刘幽求是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姚崇只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未成为宰相中的首要人物，也并未被玄宗完全任以庶政。《旧唐书·姚崇传》记其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复迁紫微令”。据《旧唐书·玄宗纪上》，改中书令为紫微令在先天二年十二月初一改元大赦之时，次年正月“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的记载，说明姚崇任紫微令在开元元年年底或二年初，其时张说和刘幽求都已罢相。此事可理解为稍后姚崇担任紫微令之后发生的故事。)以中书令为首的宰相，在皇帝看来是任之以庶政的行政长官，完成了由“掌军国之政令”到“佐天子而执大政”的转变(注：《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之职条。)。至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标志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

相关推荐链接：

哲学  教育  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