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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众多的中亚古突厥民族中，回鹘人最早转向定居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在蒙古高原上所建立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于公元840年被辖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灭亡之后，他们在吐鲁番绿洲和甘肃走廊找到了新的定居地。早在公元前最末几世纪中，这里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中就已存在着一些小国，其民族大多为印欧人，如吐火罗人(Tocharern)、塞种(Saken)或粟特人(Sogdern)。在塔里木地区不管哪里出现国家，它们总是以绿洲为中心，因为在那里的居民大多以农业或园艺业为生，为此修建和保养水利灌溉设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任何对水利设施的忽视都会导致已开垦的土地干涸和毁灭。除去公元6世纪中叶以来可证实的突厥化过程之外，它的最后阶段被看作是回鹘氏族部落大举推进的过程，塔里木地区诸国的发展常常取决于中原汉族王朝中央权力的大小与扩张的程度所制约。这一地区在汉族人眼中统统都被视作“西域”。

在不同的时代，邻近地区(中亚、印度北部、中国北方、西藏)以及经过这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都对塔里木盆地周缘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对塔里木地区产生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佛教了。公元前1世纪以来，佛教就已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以使自身在整个塔里木盆地南北地区都得到弘扬和发展。它在穿越塔里木地区之古代商路的时候，以不可阻挡之势自西向东扩展，传入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与之同时，在塔里木地区还存在摩尼教和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后者在中原地区被称作“景教”。这一地区的古老文化在上个世纪末因轰动一时的吐鲁番-敦煌探险而引起世人的广泛注目，这里相继出土的为数丰富的以多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献就真切地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昌盛与繁荣。[1]

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出土的古突厥—回鹘语言文字材料多为 9 至 14 世纪间的遗物，1910年俄国学者马洛夫(S. E. Malov)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市)东关文殊沟一带发现的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写本以及出自甘肃诸地的其它几卷残卷则可视作回鹘后裔在河西地区的续作。[2]

出自吐鲁番、敦煌等地的古突厥语文献大多系佛教内容。这些文书虽然充分证实了佛教文学的多样性，然而并不能由此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认为当时在佛教寺院里业已存在着古突厥语佛教教规的文献藏品。公元981年，北宋(960～1127)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当其在出使奏本中述及高昌宗教状况时，这样写道：

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3]

毫无疑问，王延德在高昌佛寺中所见到的典籍均应为汉文的佛教经书，否则他一定会给这些经书所用的文字和语言作一交代。

部分突厥文化在塔里木地区的迅速移入[4]是接受了佛教并使之口头流传开来，从而使佛教逐渐成为回鹘王国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包罗万象的翻译工作则成为佛教信仰的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除一些文书残卷和少量的佛寺铭文以外，[5]这些新创作的文献的原始资料目前仍没有下落。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从一些突厥和回鹘游牧部落的原始资料以及汉籍史乘的相关记载看，自公元6 世纪起，佛教就以不同凡响的成就而为他们所接受。汉籍史乘的记录和解释已由葛玛丽在她的论文《佛教在突厥人中的使命》中加以整理研究。[6]这里仅将其中涉及佛教典籍之翻译和传播的资料撷取出来并略加考述。

《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载公元6世纪末刘世清曾受突厥可汗佗钵(Qaγan Taspar，572～581)之命为其翻译佛经：

代人刘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禄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任遇与孝卿相亚，情性甚整，周慎谨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7]

遗憾的是这部被视作最早的突厥语译著却没有保留下来。正如葛玛丽[8]和巴赞[9]所推断的那样，这部译著是用流播很广的粟特文写成的。我虽然熟知柏林吐鲁番藏品中古回鹘语《大般涅槃经(Nirvāna-S[tra)》译本的一些残片，然而可以肯定，这些残片绝非出自上文所述刘世清的译本。

《续高僧传》卷2《阇那崛多传》提到，在刘世清之后，又有犍陀罗国高僧阇那崛多应佗钵可汗之邀于574年入突厥传教，直到584年始得归还，前后历时十余年。[10]显然，佗钵可汗对其所从事的翻译佛经和传教布道工作是相当满意和支持的。从各种信息可以推断，佗钵可汗之子尔伏可汗(Niwar Qaγan)也是相当虔信佛教的。[11]阇那崛多及其身边的和尚是否也参与了把佛教典籍译成突厥语的工作，不得而知。我们也无法知晓，阇那崛多之译经依据的底本到底是汉文还是印度的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