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突厥—回鹘佛经译本的源流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现今尚存于世的各种佛教文献。同时要注意这些佛教经书到底是由谁抄写，由谁布施的。要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弄明白佛教在回鹘社会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这些佛教典籍大部分都抄写或刻印于蒙元时代(13～14世纪)，有的还写有前言或尾跋，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敦煌和吐鲁番都有出土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这些为数虽已不少，但可以肯定，留存于世者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在蒙元时代，回鹘人不管在宫廷中还是在地方上;不管是入世的政治家还是出世的僧侣;不管是政客还是文人，都深受蒙古统治者的器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12]回鹘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在蒙元帝国统治时期起着精神文化的先导作用。

随着铁木真的崛起和蒙古国的建立，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西征运动，征服了从蒙古高原直至中亚的广袤地区，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见时机成熟，便于1209年谋杀了西辽王朝(西辽是契丹人耶律大石于中亚八拉沙衮建立的封建王朝，存在于11至12世纪间，统治地域大致包括中亚和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驻高昌的使者，正式脱离了西辽的监护，归顺于草原上新兴起的势力强大的蒙古帝国。《蒙古秘史》记载了亦都护归顺成吉思汗的过程：

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来成吉思处说：“俺听得皇帝的声名如云净见日，冰消见水一般，好生喜欢了!若得恩赐呵，愿做第五子出气力者。”成吉思说：“你来，女子也与你，第五子也教你做。”于是“亦都兀惕”将金银珠子段匹等物来拜见，成吉思遂将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与了。[13]

汉语和波斯语文献对亦都护派使觐见成吉思汗一事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当时派遣的使者除阿惕乞剌黑外尚有另外二人。[14]诚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顺之初所得允诺一样，回鹘王国在蒙古统治时期以其最先内附而一直享有优先地位。根据《元史》的记载，1270年忽必烈即曾对高丽王所派使者明确强调：

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今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15]

在保持其特权地位的同时，回鹘人必须服兵役。[16]由于回鹘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及其后人一直忠实地服从于蒙古的统治而受其优遇，使高昌回鹘王国得以享有半独立的地位，这一因素对回鹘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蒙古人对回鹘文化的吸收及蒙古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蒙古汗国在成吉思汗至蒙哥汗统治时期，尤其是1260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推行汉化政策后，政府所需的行政管理人员，主要依靠来自西亚和中亚的色目人(Semuren，意为“特殊种类的人”)，其中回鹘人的地位显得益发重要。[17]来自突厥语言区域的人才很多，在蒙古宫廷占据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据史书记载，蒙元时代，回鹘人中凡有一材一艺者都被网罗进来，为蒙古政府服务，《元史》如是说：

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而其人亦多贵且贤。[18]

根据热合威茨的统计，[19]在突厥诸族中，回鹘人力量最为强大，在945位见于史书记载的政府各级官员中，皇宫中的顾问、秘书、地方官员或法官有469位是回鹘人。很多人是负有盛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并在1264年重建翰林院后成为其主要成员。这一群体，以及他们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热合威茨是这样描述的：

在忽必烈时代及其后，回鹘人继续充当着蒙古人老师的角色，尽管这时已有西藏喇嘛和少数汉地儒生来“平分秋色”。回鹘与蒙古统治者间的关系在古代具有典型意义。在蒙元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中，回鹘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

最后还应提到，很多西亚-中亚人(包括回鹘人)都已被完全华化了，恰如陈垣在其宏论《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21]在这一期间，他们似乎已完全被中原汉人同化了。这一点从元代畏兀儿人小云石海牙(1286～1324)的生平履历中即可窥其一斑。他模仿汉人将自己命名为贯云石。1314 年或晚些时候他向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3～1320年在位)上书，要求皇帝“亲经史以知古今治乱之由，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该奏本虽已遗失，但奏本中的六点上疏内容却被刻于碑石。[22]考虑到其上书的严肃性，莱恩曾作如是推想：一个汉地儒生是否也有如此勇气，敢在奏本中给蒙古皇帝提出这么苛刻的要求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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