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依据清末的一些地方志，对15个省的44个州县工商人口比例作了大致统计，“一般都是商多于工，有的地方数量还相当悬殊”[58]。参照来看，如果我们把手工工人的人数定在五十至六十万上下，那么商户(包括小摊贩)可能会超过一百万。
地主绅士。绅士指有功名身份的人，张仲礼教授在《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中确认，在19世纪前半期，有各类绅士一百余万人，加上家庭成员可达五百五十万人。清代低层绅士中，也有出自“荷畚执锄”的农家子弟，但多数应是地主，即绅衿地主。至于没有功名的一般中小地主，人数大体与绅衿地主差不多。这样两者相加，便有千万人之数。
兵丁吏役。仅以经制兵而言，清朝定额八旗兵二十万，绿营兵六十万，加上家口四百万。吏指在各级衙门办事的书吏，役即差役，在州县等地方衙门有皂(皂隶)、壮(民壮)、快(马快、步快)三班，另如仵作、禁卒、更夫、马夫、膳夫、轿伞夫、斗级、仓夫等，也归在役一类。按照规制，州县衙门设书吏七至八人至十五至十六人，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常常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更多。役的人数一般是吏的两倍，且随着吏的人数膨胀，役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除正役外，还有帮丁、“白役”之类。即以正役而言，就有百余人到几百人不等，把吏和役合在一起，按保守数算，假定每个州县平均一百人，一千五百个州县便是十五万人。州县以上还有二百多个府和直隶州、厅，各省省级督抚、两司衙门，河道、漕运诸衙门，以及中央的部院寺监衙门，也都设有吏役。据清光绪《会典》，中央各衙门书吏一千二百多人，省级衙门二千二百多人，府和直隶州三千多，合计约六千五百来人，实际比这要多得多，再加上相应的役，五万人并不为过。把州县的吏役和其它衙门的吏役人数加在一起，共约二十完，连同家口一百万。这里我们还没有把各级官员的长随、幕僚等等计算在内。
游民和各种待雇求食者。按照清代法律的界定，游民系制不农、不商、不工、不庸的游棍、地痞、无赖等等。实际内容远比这要广泛，归纳起来，大致有：闲游于地方的纨绔子弟和地痞、游丐、妓女、江湖卖艺者、习拳舞棍者、赌徒、犯罪捕逃之辈、占卜堪舆人、中间撮合人、包媒婆，此外还有从土地上排挤出来游荡逐食者、盐贩子、被裁散的军勇[59]。他们中既有社会的渣滓，更多的则是受生活煎熬而流落作歹的无奈者。游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随着嘉道以后社会矛盾的加剧，急速地在扩展着。
由于资料极不完备，要确切地估算这些地层求食者的队伍是相当困难的。但只要稍微留心，就回发现，有关记载几乎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些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聚集的人数动辄以万、十几万、几十万计。比如运河沿线的“江南徐、海、邳、宿，山东的郯(城)、兰(山)、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絻舟佣食者，累数十万”[60];沿江西广信、南安到广东南雄、韶州，是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清朝政府指定闽、皖茶叶由粤海关出口，都是通过这条路运送的，“沿途船夫、挑夫藉此营生者不下数十万人”[61];与江西入粤路线大体平行的湘粤线上，据说也有待雇挑夫“数以十万计”[62]。在广东，还有一种“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者”，“约计数十万”[63]。在城市，“辇毂之下”的北京城，“聚数十万游食之徒”，他们“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64]。“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的苏州城，“五方杂处”，“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完人”，还有“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号称“穷人之大养济院”[65];湖北汉口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66]，也是游民聚集之所;浙江省会杭州，“四方之民朝东暮西，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67]。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地当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宵小奸宄时潜伏于城隅”，“千百成群，暮聚晓散”的待募水手，出没于“附郭沿江”地带[68]，也称得上是穷人的“养济院”。广东佛山镇，“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其中“徒手就食者”占“什九也”[69]。人口密度不算很高的台湾府，嘉道之际的有游民25—57万[70]。如此等等，可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散处于村野聚落的“无业游民”，更是细小不胜枚举。据初步匡测，这样的人，在鸦片战争前夕，全国当有千万之数。
以上只是就我们所知，对清代人口的从业状况和大体人口数作出的粗略匡估，有的归类可能不尽妥当，既有遗漏，也有交错重叠，还有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一些少数民族等，因人数有限，略而未计。一般说来，我们都偏于按保守数字权估的。在清代，90%的人口从事农业，剩下的10%的非农业人口，其从业比例结构应是(包括家口)：牧民占8%，盐灶人户占10%，手艺工匠、矿工、船工等占15%，商人、小摊贩12%，地主、绅士(包括在任官员等)占20%，兵弁吏役10%，游民和各种待雇求食者20%，其它(如狩猎采集者、渔民等等)约为5%。由于清代各个时期的情况各有差异，所以列出的比例数也常会有高下变动。比如矿工，极盛时期和衰退时期的差别很大;又如游民求食者，前期较少，嘉道以后就越来越不可收拾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壮年男子外出打工求食，妻儿父母自留农村种地，而且他们也随时可能返还于农业。在相当时间里，这些离开农村或在其它行业作业的人，仍与农村和农业劳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连系，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晚期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我们作研究考察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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