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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

一、档案文献编纂：多维学科视野下的研究对象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源远流长”，在我国，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算起，“历史相因，不断发展，其规模之巨大、成果之繁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然而，由于历史与环境的不同，人们对这项活动的认识在性质和意向上各不相同，并导致以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为特定对象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呈现出不同的“图景”。

在“档案”概念成为特定事物(即原始的历史记录)所指之前，人们不可能将“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从社会活动中“抽离”出来进行专门的探究，而更多的是将其融入“史料”、“文献”的编纂整理研究之中，所以从孔子到章学诚，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史书与“史料书”的区分，却极少有关于档案文献编纂的“专门论述”。

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文献公布学的传入，档案文献编纂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科目加以研究，不过从其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至80年代中期，仍主要侧重于总结吸取史学界的史料编纂经验以及对我国文献编纂的历史遗产的初步挖掘，体现出史料编纂的时代特色，这从当时的学科名称“档案史料编纂学”中可集中体现出来。吴宝康教授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指出：“这门科学科目，是以编纂和公布档案史料为主要内容的，是档案学中与历史学科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科目之一”。[1] 因此吴老要求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同志，不仅要成为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科学研究工作者。

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风靡全球，档案信息观也日渐渗透到档案学领域，人们对档案观念上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转变，使档案跳出了传统的历史史料的局限，由此，档案文献编纂研究活动也超出了传统的史料编纂研究的范畴，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将档案文献编纂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式和环节来看待，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韩宝华教授指出：“研究档案信息的价值，分析原生档案信息保存状态及表现形式的优点和不足，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各条档案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以新的表现形式传递相关档案信息，是档案文献编纂全部实践活动的实质”。[2] 由此，研究档案文献编纂与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关系而不是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研究如何主动、集中、科学、系统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时代命题。

除了从史料学和信息(资源管理)学新旧传统视角对档案文献编纂进行研究外，档案学界还存在诸如从文化角度探讨档案文献编纂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塑造[3] 、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档案文献的选择传播及其对社会文化传承的影响等等。综以观之，我们可以发现，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是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考察可以获得不同的功能性认识。

二、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记忆工程”的全球推进、电子文件大量生成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记忆”(或称“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研究的深化，档案的“记忆”属性被重新“激活”。档案界深刻认识到档案对保护人类共同记忆、对认识个人及民族的身份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档案职业在建构和保护社会记忆中的重要的历史责任。档案界不仅积极参与“世界记忆工程”，采取各种行动保护本国及本民族人类记忆的社会记忆，同时也在诸多重大的国际学术事项中共同探讨档案记忆。如在主题为“档案、记忆和知识”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与会者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及其相关核心问题：“档案记录的是谁的记忆?从档案中能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当记忆不能恢复或记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时，档案可以帮助人们从遗忘中寻找什么?记忆与集体或个人身份的关系是什么?”等等[4]。中外学者的探讨表明，“社会记忆”正在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