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福柯等大批后现代理论家有创建性研究成果的问世，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反思、批判或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理论基础、思维方式等为取向，“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理论基本预设的巨大攻击”。在后现代的历史学中，存在着对现代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文献的批判，认为历史文献作为一种记忆的传递媒介，它所传递的信息有时并非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主观的、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往往是特定人群、阶层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以合理化社会现实而留下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虽然能促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历史编纂，关注一些多元的、边缘的、异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给他们一席之地，并努力实现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以更广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的转变，但它并不能否认档案文献的编纂在国家、民族认同中的意义，它使民族具有超强的再生能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强大的过程中，档案文献编纂功不可没。
记忆与遗忘(忘却)相伴，不能记忆就意味着忘却。为了克服忘却，我们必须启动多种记忆机制。档案文献编纂虽非惟一途径，但它对社会记忆的激活、整合、巩固与强化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档案文献编纂在构建不同群团的社会记忆，为个人、社会、国家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地方感，汇聚家庭(族)、地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上大有可为。
注释：
[1]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2]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王新才、杨薇薇：《档案文献编纂：影响和塑造主流文化的一种途径》，《图书情报知识》2006年第5期。
[4]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http//www.gxun.edu.cn。
[5] [9][加拿大]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 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
[6]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学1990年版。
[7]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
[1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
[1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