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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若干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迅猛、成就辉煌,理论论著琳琅满目,研究成果数量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就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1]这表明档案学在国内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展示了我国档案学自身生机勃发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透视繁荣的背后会发现,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方法僵化和教条、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食洋不化的研究风气等,而影响我国档案学研究全局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从而使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谈点个人思考与认识。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 “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识转变:对档案学这门有待发展的新学科来说,问题意识是这一学科研究取得进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对具体档案工作问题的研究进展;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档案学本身就承担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使命。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4]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这一“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是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还是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人或传统的问题存在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所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创造的开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迟缓,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淡薄导致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近年来,人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学科的问题。其二,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5]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