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11]陈兆祦:《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兰台世界》,1998(7)。
[12]管先海:《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特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