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首先体现在资料的整理出版上,这方面王国维所受到的重视在20 世纪的学人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对此我们分三点来谈。

1. 原著的整理、出版。194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83年,上海书店据此影印。台湾纯真出版社1982 年出版《王国维戏曲论著:宋元戏曲考等八种》。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合编的《王国维全集》。1984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同年,萧艾出版《王国维诗词笺校》。1987 年,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面世。陈永正所著《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在王国维著述的整理当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他的《人间词话》,先后发表、出版的校注本达11 种之多,最早的校点本出自俞平伯之手,不过仅有上卷,并非全璧,当时王国维尚健在,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 年王国维去世后,赵万里辑录他的遗著《〈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 卷第3 号,1928 年出版。此后,靳德峻、沈启无、许文雨、徐调孚先后出版四种关于《人间词话》的笺证、标点本。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调孚、王幼安校订本《人间词话》。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滕咸惠、施议对、佛雏的《人间词话》校注、译注本也先后问世。在上述版本之中,流传最广、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是王幼安校订本。80 年代以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本渐受重视,据亲眼见过手稿本的刘火亘所言,手稿是用毛笔写在一个普通的旧本子上,用直行稿纸订成,长方形,24 厘米×16 厘米,共20 页[10 ] ,笑枫、卢善庆等人对手稿本也给予应有的重视[11 ] ,手稿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王国维强调的着重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王国维整个文艺思想的脉络,作为第一手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2. 编订年谱和著述目录、系年。赵万里曾编定《王静安先生年谱》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刊载于《国学论丛》第1 卷第3 号,1928 年印行。台湾学者王德毅著有《王国维年谱》,台北市精华印书馆1967 年印行。佛雏撰成《王国维诗学著述系年》,刊于《扬州师院学报》1986 年第2 —3 期。陈鸿祥也编写《王国维年谱》,由齐鲁书社1981 年出版。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出版。

3. 研究论文、资料汇编。港台方面,何志韶辑成《人间词话研究汇编》;大陆地区,姚柯夫编写《〈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1983 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从1983 年到1990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先后出版《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 —3 辑,由吴泽主编,其中有部分论文专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

概而言之,在王国维研究的资料整理、出版上取得的成就还是令人可喜的,这些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存在的问题是,资料整理的范围过于集中,研究者、整理者都将目光投在《人间词话》之上,仅此一项就有11 种校注本,而对《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则很少涉及,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包括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境界说、优美壮美说等等,主要体现在《红楼梦评论》(1904 年)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 年) 、《文学小言》(1906

年) 、《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 年)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 年) 、《人间词话》(1910年) 等著述之中。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否形成体系,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周锡山的答案是肯定的[ 12 ] ,叶嘉莹则判定王氏美学不成体系,因为他没有将西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完美地融合,在理论阐述上仍嫌不足,带有旧体诗话、词话常有的毛病[13 ] 。笔者认为,叶氏未免有些苛求王国维,王氏美学思想确实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带有古代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缺陷,而且论述中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过,从总体上看,其内在体系还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滕咸惠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分成三个阶段:1901 —1905 年、1906 —1912 年、1913 —1927 年。他指出,在第一个阶段,王氏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此时,王国维还处在介绍、模仿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时期。在第二个阶段,以《人间词话》等书为代表,王国维逐渐突破了叔氏美学的限制,在理论上表现出创新精神。在第三个阶段,王国维转而从事古史和古文字研究。滕咸惠对王国维的论述加以归纳,认为这一阶段带有朴素唯物论的色彩[14 ] 。滕咸惠的分期法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揭示出王氏美学思想由注重模仿到逐步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不过,她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就明显地存在“泛化”处理的倾向,因为这一时期王国维对文学、美学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应当将1913 —1927 年划分为王氏美学思想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陆炜以1905 年为分界线,将王国维美学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15 ] ,这就比滕咸惠的三段分法更接近于实际。

论及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渊源,一般人都知道,他心仪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并有过研究,这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缪钺在1943 年就撰文指出这一点[16 ] 。1949 年以后,陆续有人对此加以探讨,陈元晖《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详细阐述了王国维与康、叔等人之间的血肉联系。夏中义认为,王国维接受叔氏理论的内在动因是由于天才情绪和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所酿成的灵魂苦痛,他还论述了王国维接受叔氏的过程,即从学识领悟———情态反趋———学理再创[17 ] 。孟宪明还探讨了王国维对叔氏美学观的突破与局限[18 ] 。

王氏美学思想是否仅仅源于康、叔、尼等人呢? 结论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美学对王国维的熏染也是显而易见的。钱仲联认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在旧诗词理论基础上的提高,司空图、王世贞、叶燮、梁启超、况周颐诸家学说是王氏“境界”说的先河[19 ] 。叶朗将所论重点集中在严羽的“兴趣”、王士祯的“神韵”之上,指出此二者与王国维美学思想之间有着血缘关系[20 ] 。吴枝培撰文指出,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叶燮的《原诗》、袁枚的《随园诗话》等等,可能对王国维都有过影响,但是对王氏影响最直接的还是刘熙载的《艺概》[21 ] 。孙维城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王国维的“能观———观物、观我”理论、物我两应的境界类型论、“忧世忧生”的审美情感论以及文学批评观均直接源于刘熙载的《艺概》[22 ] 。一般的研究者论述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源头,均认定王国维是受中西美学的综合影响,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王国维处身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西方文化不断涌现,而他的国学根底又十分深厚,两者交叉出现于他的思想之中并影响其治学方法与实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探究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渊源时,也存在一些误区:一是容易走向极端,有些文章将意境等同于叔本华的“理念”,断定王国维的意境审美范畴与中国古典美学并不相关[ 23 ] ,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偏激。二是少数论者在寻找王国维美学之源时,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引入论述之中,实际上他所找到的与王国维美学思想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联系倒让人怀疑,比如,有人提出王氏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中国宋明理学的结合[24 ] ,认定王氏美学导源于宋明理学,其立论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天才”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一个构成部分,主要体现于《文学小言》,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等著述之中也有反映。周振甫认为,王国维讲究阅历深浅,侧重于讲述阅历浅的好处,这是本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王国维把高尚伟大的人格和高尚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这就不同于叔本华超脱利害关系的天才说,是对叔氏理论的超越[25 ] 。陈元晖认为,叔本华美学理论上的“天才”说是与遗传说相联系的,而叔氏的遗传说为王国维所接受,此说将文学艺术作品当成“自娱”的作品,脱离了社会实践[26 ] 。夏中义指出,“天才”说是王国维的“审美———艺术主体”论,它是由三对关系或三个环节有机构成的,这就是:从“内美”与“修能”到“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再到“独能洞见”与“独有千古”[27 ] 。

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而一切形式的美,又不能没有其他形式去表现它。表现形式之美的“他形式的美”就是美的第二形式,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古雅”,有人据此将古雅说又称为“第二形式之美”说。陈元晖对“古雅”说进行比较详尽的分析:所谓“古”是与“今”字相对的,所谓“雅”是与“俗”字相对的,“古雅”具有与当前现实脱离的、与大众生活脱离的特征,是没有利害感而又具有能解脱生活之欲的一种品质。陈文还阐述了古雅与优美、宏壮的关系[28 ]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论述了“古雅”说与康、叔美学的密切联系,认为“古雅”说之中隐摄了康德“美在形式”、“自由美”与叔氏艺术“理念”、音乐美的部分理论,并指出“第二形式”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他给“第二形式”进行定义:所谓第二形式,一般地指审美境界的艺术表达方式;特殊地指艺术品中仿佛脱离具体内容、具体“情景”而独立的“有意味的形式”(90 —108 页) 。张颂南、柯尊全等人将王国维的“古雅”说与英国艺术评论家具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异同[29 ] ,立足于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能够给人一些启发。

游戏说是西方文论界关于艺术起源的一种阐释,康德、席勒、叔本华都曾提出过这种学说。王国维借鉴了这一概念。此说的实质在于:从唯意志论出发,由于满足生存意志,必须解脱人生痛苦,游戏是解脱人生苦痛的良药,而一切艺术的产生,也就是为了解脱。游戏是铸“解脱之鼎”的人类的本能的活动,是一切艺术品诞生之源[30 ] 。周锡山《论王国维及其美学思想》一文对“游戏”说评价较高,他认为,王国维第一个从西方引进游戏说,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王国维提倡游戏说,在当时还有战斗作用,很有现实意义。他提倡游戏说的目的,一是反对将文艺看做是谋取个人名利、讨好权贵、换取金钱的工具。二是他看到我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将文学与政治绑得太紧,甚至到了合二为一的地步,因而提出这种学说。这种论断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过分拔高了王国维的思想境界和“游戏说”的现实作用。陆炜《王国维的“势力之发表”说与其美学思想的转变》认为,用“游戏”说来解释王国维的某些美学思想并不恰当,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提到的“势力之发表”是他对游戏说的解释,王国维是围绕“势力”而不是围绕游戏来谈文学艺术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