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极力抬高《诗经》的地位，是以之来宣扬孔子的“诗教”观念。《毛诗小序》在解说每首诗时，都试图以史证诗，捕风捉影地将一些诗与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比附起来，说这些诗是为某人某事而作，把诗歌当作了史书的注解，抹煞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从《孔子诗论》中孔子授《诗》的内容看，他除了指出《雨亡政》(即《雨无正》)和《即南山》(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以外，其他都没有发现如《毛诗》小序所言那样许多刺、美对象的实有其人。如第十八简评《木瓜》“因木瓜之保(报)，以愉其捐者也”，即是就诗论诗，为什么要“报之以琼瑶”，是为了取悦那个投木瓜的“捐者”，而并非像《诗序》所说的“美齐桓公也”。

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因为过于信守诗的教化作用确实存在着如曲解诗旨，望文生义，附会史实等问题。如孔子对伯鱼说过“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记述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多用二南之诗乐，所以这两部分的诗《序》不是“文王之化”，便是“后妃之德”。如《周南·关雎》，毛诗序认为是写后妃之志。今人多认为是写里巷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以为是《毛诗序》谬误的代表。其实这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当时的乐是礼的一部分，而“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里巷男女连用音乐的资格都没有。钟鼓是大乐，又称作“王者之乐”，其声高扬，所以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淑女和君子虽未必确指是王者和后妃，但决非平民。

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用理论僵化地概括。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来考察，可以说这种美刺说完全是对《诗经》的错误理解。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及所体验和观察的事物不同，就会产生思想、情感、认识和见解的不同。这些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必然形成不同的创作倾向。“美”是赞美、是歌颂。政治稳定、礼乐健全的时代风貌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当然就是“颂”声大作;而当君昏臣佞、朝政紊乱之时，诗歌中也难免怨刺之情。这是符合历史和文学演变的真实情况的。但对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划分不能一刀切，而应结合具体篇章，客观地考察。

三　《毛诗序》的历史地位辨正

自“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毛诗序》的地位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诗论》论诗的次序是“讼”、“夏”、“风”，与毛诗的编次大不相同。尤其是孔子在《诗论》中论诗没有象《毛诗序》那样把每首诗都确定为王道政治的宣言，而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这在《孔子诗论》后面所附的“毛诗”、“诗论”对照表中可一目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它对整个中国思想史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

《孔子诗论》第一简中曰“诗亡@①志，乐亡@①情，文亡@①意。”“@①”字，马承源先生训为“离”，李学勤先生释为“隐”。[1]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影响对这句话的总体把握，前两句即“诗言志，歌言情”，后一句讲的是文采与词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2]《诗序》在论及“诗言志”时，得出了比《孔子诗论》更符合诗歌创作实践的结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是内心情感的爆发，所以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毕竟是抒情的作品，《毛诗序》论诗在此方面比《孔子诗论》有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