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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之浅谈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很多学者据此写了许多研究文章，力求通过《孔子诗论》再现《诗三百》的本来面目。一时间，汉儒的诗解成了学术界辨正的焦点，《毛诗序》在历经千载的兴衰沉浮之后，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怎样确认《毛诗序》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一 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
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如：《左传》，《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中孔子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如此通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本是先祖们最朴素的歌声，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却与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从文学的《诗》到经学的《诗》这样一个过程，在诗的本义与异化间徘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间，春秋中叶至战国的用《诗》时代是一个重要环节。
用诗的意义不同于诗的本来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孔子诗论》第四简曰：“诗其犹坪门?”“坪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马承源先生认为此句评语可能是说《诗》的义理象城门一样宽达。正因为《诗》义的宽达，人们才可根据需要来随着地解《诗》。
如《召南·甘棠》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对这一诗旨，当时人是十分明白的。《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是乎不忠。”“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勤能也。”《左传》所谓君子当然知道诗的本事本义，但当他由此阐发义理时，却仅仅取他自己的比喻所生发的意义而不顾及本事本义，从周人思召伯而爱其树，扩大到杀邓析不该用其竹刑，显然是一种很牵强的比附意义。
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让其为我所用，这就是先秦人用《诗》的普遍方法，而孔子尤其注重。孔子去《诗经》产生的时代未远，时人读《诗经》就如今人读白话诗一样，没有文字障碍。从《论语》所载孔子引诗说诗的几个例证可以看出，孔子都不是去训释诗的本义，而是从用诗的角度去阐发。同子夏、子贡说诗如此，引诗评人评事亦如此。《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有“中氏君子”之语，在今本《诗经》中缺失此篇。“君子”一语是说诗意有君子之德。又如《孔子诗论》第五简评《清庙》为：“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又第二十六简说：“蓼莪有孝志。”都是从教化的角度评论《诗》与礼，《诗》与德之间的关系。先秦人的用诗风气和孔子论《诗》的方法影响了两千多年。后儒把《诗经》当作经典来读，从中发抉微言大义，用于治国安邦，久盛不衰，不能不说与孔子论《诗》的方式有关。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汉儒把《诗经》当作政治课本，挖空心思从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其所说诗义都是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毛诗序》便是其的代表。如《孔子诗论》第三简，孔子评价《邦风》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安焉，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声善。”据马先生考证，《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在这一简中，孔子说《邦风》具有教化作用，可以普观民风民俗。又说邦风的辞句有文采，乐曲很和美。这比《汉书·艺文志》中“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阐明《诗》是有教化作用的记载早了很多。《毛诗大序》论风诗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之始”，是指教化的开始，而不是指十五国风的开始，作者强调的也是诗的教化作用。据《孔子诗论》的整理者统计，《诗论》中涉及到的60首诗中，有52首和今本《诗经》篇名对应。而《诗论》与《诗序》的评说内容相辅相成的约有30多首。这可以充分地证明，《诗论》与《诗序》属于同一诗说系统，《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秉承《孔子诗论》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
二 “诗可以怨”与美刺言诗
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诗》可以怨。”“怨”是说诗可以讽喻不良政治，批评某些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毛诗序》正是从这一理论生发，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以诗达成“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感化讽谏功能。《大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强调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政治的好坏决定作品的美刺内容，因此提出《风》、《雅》正变之说。以此证明前代圣王正是以诗教育人民，改变不好的风俗习惯，用诗来调整夫妇关系，使人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并使互相之间关系变得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