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毓周：

4-5-6-1-10-11-19-15-16-12-14-13-24-20-18-27-29-28-26-17-25-23-9-8-21-22-7-2-3

李锐：

10-14-12-13-15-11-16-24-20-19-18-9-21-22-23-27-25-8-28-29-26-17-4-5-6―7-2-3-1

曹峰：其讨论仅限于第8简以后。

10-14-12-13-15-11-16-24-20-19-18-8-9-21-22-23-27-26-25-28-29-17

二

从以上所列的各家编连可以看出，诸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先秦《诗》本，《风》、《雅》、《颂》的顺序;留白简的认定;通说《诗》旨与分篇讨论诗旨的简序安排。

关于先秦《诗》本的类序。马承源认为是依照《讼》、《大夏》、《少夏》、《邦风》为序，濮茅左、黄人二、廖名春等同之。李学勤则认为先秦《诗》本类序的编排与今本《诗经》同，用李氏自己的话说：“如果以上四组编排可以接受的话，《诗论》全篇始于论国风，其次风与小雅，继之以大雅与讼，以通说《诗》旨终结，确是有比较严密组织的著作”。姜广辉、范毓周诸人同之。

对先秦《诗》本类序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第8、9两简与以第10简为首的一组讨论《风》诗的简之间的顺序安排。由此又间接影响到第21简的处理，并进一步影响到第22、23简的安排。

留白简的认定。《诗论》的第2简至第7简上下两端留白。根据相对完整的第2简及下端完整的第6简推断，竹简上端留白8.7厘米，下端留白8厘米。马承源在整理时也认为这部分简制特殊，应放在一起，和其他简区别开。廖名春坚持认为留白与满写反映了简制的差异，表明第2简至第7简另有来源，二者自然应该分开，并单列一组。曹峰、李锐与之同。但对第1简如何处理，在承认留白简的学者之间有分歧。第1简长22厘米，上下两端俱残，是属于留白简还是属于满写简?马承源虽然认为这种留白十分特别，和满写简应该分开，但在实际的编排中他将有可能属于满写简的第1简排在第2至第7简前面，从而可能造成事实上的混同。廖名春认为第1简满写简，应上接《子羔》篇。曹峰则持阙疑的态度，而未予编连。

李学勤、周凤五、姜广辉等人则不同意有所谓的“满写简”与“留白简”之别。但对于竹简的留白，诸家又各有不同的解释。李学勤认为所谓的留白是因为“文字灭脱，以致简面皱缩，且延伸程度不一”。周凤五认为“所谓的留白可能是先写后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不是这批竹简的原貌，更非先秦楚国简牍形制的常态”。姜广辉则说：“留白简的真正意含，并不是所谓的‘诗序’，而是意味：‘此类是残简!’就是说，竹书抄写者所用的底本已经有残简，他大概知道竹简残缺的大致字数，因而在抄写时预留了一定的空白。一是向读者提醒，这部分是残简;二是希望有朝一日找到完本，将缺字补齐。如果这一分析不误，那么，这篇简文在当时已经是珍本，抄写者与简文作者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间隔”。

竹简的留白部分曾经削制，但削制之前是否写字，各家亦有分歧。周凤五认为留白可能是先写后削，如将削去的字补出，可与第8简以后的简文协调起来，也就是说，他认为所谓的“留白简”与“满写简”原属一篇。彭浩则认为：“竹简上下两端的留白部分是经过人工修削后产生的，因而比有字部分要薄许多”。他推测：“《诗论》原是分三栏书写的，后因某种缘故将上下两栏刮去，只留存中栏。其阅读次序是上栏-中栏-下栏，各栏均由左向右。这种抄写方式不同于《诗论》的满写简，应是另一篇章，不应归入《诗论》之中”。[6]而马承源、濮茅左、廖名春等否认留白部分曾经写过字。

通说《诗》旨与分篇讨论《诗》旨的简序安排。马承源、濮茅左把通说部分放在前面，李学勤、李零、廖名春等则将其放在后面。而姜广辉、范毓周则将所谓的“通说《诗》旨”部分分开，分置首尾，以形成所谓的“总-分-总”的逻辑结构。

三

在讨论了诸位学者的差异之后，我们再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先秦《诗》本类序《风》、《雅》、《颂》的编排次序，我们认为仍应以《风》、《雅》、《颂》为序。先秦《诗》本的类序记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是时孔子七岁。说明孔子之前，《诗》本已基本定型。又据《荀子·儒效》：“《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荀子·大略》也是按照《国风》、《小雅》的顺序论述的。这说明孔子之后，《诗》本的编排也没有大的改变。另外在《孔子诗论》的第4、5两简论述“诗其犹旁门”的时候，以及第21、22简的论述，明显也是以《风》、《雅》、《颂》为序。至于《礼记·乐记》记载子贡问乐于师乙，师乙以《颂》、《大雅》、《小雅》、《风》为序作答，则与《孔子诗论》的第2、3简一样，可能都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非常规陈述，其目的为了突出《颂》、《大雅》、《小雅》、《风》这样一个由高到低的“诗乐”地位[7]。

留白简的问题很重要，其直接关系到《诗论》简的编联。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赞成将留白简单独考虑。根据濮茅左在《〈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中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知留白系精心设计，不会是随意的漫灭而皱缩，也不象是预留空白以待全文。若系先写后削，则以竹简0.11-0.13厘米的厚度，恐怕很难做到一点痕迹不留。我猜想，大家之所以要否定留白简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配合第6简与第21、22简的编连。其实仔细分析，第6简的论诗风格与第21、22简根本不同。以第22简为例，其句式十分整齐，都是“诗篇名+曰+两句诗+吾×之”的格式。(最后一则说《文王》少了“《文王》曰”可能系漏抄。)而第6简引《烈文》是三句，引《昊天有成命》既没有篇名，也不是以“吾×之”结束。而后面标明“颂”则暗示前面讨论的诗篇皆为《颂》中的诗。凡此种种，都说明第6简与第21、22简的论诗不是一种体例，不必因此而牵连到对“留白简”的认识。

另外，再从“孔子曰”来加以佐证。留白简中有二处“孔子曰”，均为总结性的概述，第4简“曰：诗其犹旁门”的说话者也当为孔子，其作用均为引孔子的话以资证明。而在满写简中都是先引孔子论诗，再加以申说。两者绝然不类，这也可以作为留白简与满写简不同的一个标志

肯定了“留白简”与“满写简”是一种简制的区别，应该单独成篇，则将第2至第7简分开编连就不是合理的选择了。

四

具体到实际的编连，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形制，语言，思想。形制的问题是指留白简与满写简所反映的简制的不同，以及墨钉▌、墨节▎、墨钩┛分卷、分章意义。语言主要就是指曹峰所说的用词造句上的特征。思想则是指解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具体说来就是孔子的以“礼”说《诗》与其后的思孟学派的以“五行”说《诗》，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与第10简相关的一组简上(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