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盐铁论·轻重》。

[3]《礼记·月令》。

[4]《战国策·魏策》。

[5]《战国策·韩策》。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7]《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

[8] 关于秦在北方的兵力有三种说法：三十万说，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公孙弘传》;十万说，见《史记·匈奴列传》及《水经·河水注》;五十万说，见《淮南子·人间》，我们为三十万说比较符合事实。

[9] 本文有关边防军的数量，仅限于讨论西、北部的兵力，其他方面的边兵未作涉及。

[10] 详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11] 汉代家庭一般以一壮男为主要劳动力，《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妻子老弱仰而食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家属廪名籍的材料也佐证了这一点，见194·20，292·2等，说明汉代家庭一般出一名兵役。

[12]在关中、山东诸郡，我们扣除了三个因素。而在边郡不同：边郡“不给卫士”(《见汉仪注》)。同时,《汉书·贾谊》云：边郡“虽有长爵不得轻复”。所以边郡复除人口极少。在此，我们忽略不计。

[13]《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14]《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5]《汉书》卷八《宜帝纪》。

(二)将屯兵数量。将屯兵[1]我们过去谈过一些看法，它或为调集各地现役军人组成，或为招募而来，其不包括发往边郡的戍卒。如《汉书·赵充国传》说：匈奴大发十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宣帝“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赵充国所率四万骑，当不包括缘边九郡的原有兵力，而是为了加强防务，从其他各地再调集四万骑增屯九郡。又如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士五千人教射张掖、酒泉，是为招募而来的“荆楚奇侠剑客”。

西汉将屯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屯期短。如文帝后六年 (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匈奴”，月余即罢;[2]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3]其二是规模不一。如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卬。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4]《汉书·李陵传》：“拜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士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多到十万，少至五千，规模极不一致。

但就一般情形而言，西汉将屯兵一般以一个领兵将领率万人左右为一个将屯单位。如赵充国将屯金城，率“吏卒万二百八十一人”;[5]《汉书·冯奉世传》载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至陇西分屯三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载路博德将屯居延所率吏卒八千四百人。[6]我们以此为依据，从整个西汉将屯情况做综合测度，各时期将屯兵，平均大约保持在2万一3万人左右。这仅是指一般情形而言。汉武帝及王莽时期，由于边防形势所需，其将屯兵显然多些。

(三)屯田兵数量。屯田兵，主要包括农都尉辖领的屯田吏卒和一些临时设置的屯田机构的吏卒。如西域戊己校尉屯田和赵充国湟中屯田等。然以农都尉所辖领的屯田吏卒为主体。

屯田兵之设，始自武帝。《汉书·百官表》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置。”西汉置有多少农都尉呢?查考《汉书》，农都尉仅二处记载，即张掖农都尉和上河农都尉。[7]然依《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边郡置农都尉，屯田殖谷。”这里所指边郡系北边和西北边郡。如此，则应不止张掖、上河有农都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214·33A：“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口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耀为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口。”此简是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所下诏书。“十一农都尉”据陈梦家先生考证：“简云‘口口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所缺当为敦煌，沿边自敦煌至西河恰为第十一……如此似边郡每郡各一农都尉。据此简，十一农都尉受制于大司农，而各郡的都尉受制于太守，不可等同。”[8]据此，我们可知汉在边郡地区较为普遍地设置了农都尉。

那么，一个农都尉所辖屯田吏卒有多少呢?案农都尉秩比二千石，与部校尉秩同。西汉一部校尉领兵一般千人左右为常，而农都尉所率吏卒当也不相上下。《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由侍郎、副校尉领田士一千五百人“屯田积谷”。汉简中有骍马田官调戍田卒千五百人修泾渠，[9]似为一个屯田部的吏卒。如此我们按一农都尉领屯田吏卒千五百人计，边郡20多个农都尉便有屯田兵约3万人左右。

当然，其他如西域屯田，为数不过一至二千，而赵充国湟中屯田仅行之数月，故此我们略而不计。

至于《汉书·匈奴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又《汉书·食货志》载：“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这种情况，不是通例。仅为汉武时开拓新郡，一时来不及徙民实边，而大量调集屯田吏卒且耕且守，为徙民实边作准备的特殊措施，并非常制。

(四)属国兵数量。属国之设，亦始于汉武帝之时《(汉书·百官表》：“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置。”《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浑邪王来降，“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可知属国设置确切时间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西汉从元狩二年开始，至昭、宣时期至少设置了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七个属国。

利用少数民族卫边的思想，在汉初已有。贾谊对此就曾提出过一个规划。他说：“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10]及武帝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四万余人降汉，置五属国处之。”[11]平均八千人一个属国，如以一户四人计，则一属国约合二千家。贾谊说：“窃料匈奴……户口三十万耳……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试理……”[12]是知汉初匈奴户约三十万，而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13]则平均一户出一人为兵。

据此，武帝元狩二年所置五属国，则约合平均每属国有兵二千人左右。这种设置也符合当时的边防原则。汉制，属国之设“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14]如果属国户口过盈，兵力过盛，郡县难以牵制。至于《后汉书·窦融传》云：“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仅为西汉末季战乱割据之特例。

假若每属国平均有兵二千计，则西汉七个属国，乃有兵约 1.5万人左右。

综上所述，西汉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通常为三十万左右 (边郡兵24万一25万，屯田兵3万，将屯兵2万一3万，属国兵1.5万)。而在武帝时，由于军事需要，尚临时增驻了六十余万屯田吏卒，估计其边防兵力最高额达80万一90万左右;王莽时，由于边防危机，也在边境临时增驻边兵二十余万，其边防军约有50万左右。

东汉时期，由于兵役制度较为复杂，有征有募，又大量采用了刑徒兵和夷兵，故很难测度其实有数量。然据《后汉书·西羌传》载：安帝元初年间，西羌寇乱，任尚为中郎将将兵征讨，虞诩谓任尚曰：“使君频举奉国命征讨逐寇贼，三州(指幽、并、凉三州，几乎是东汉西、北边郡之全部，笔者案)有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被苦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可知，东汉边兵虽不及西汉之盛，但也常备有二十余万。而在明、章之际，积极经营四裔，估计其边防兵数量会多些。

综观整个秦汉时期，边防兵力部署随一定时期边防政策及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战时，由于军事需要，边防兵力较盛，如秦始皇时有边兵80万左右;汉武时边防征兵最高额也达80万一90万左右;王莽时达50万左右。而在平时，边防兵则相对较少，如汉初、昭、宣时期、东汉时期，边兵一般在20万一30万左右，约占全国兵力30%左右。[15]

秦汉边防兵如此庞大，有多种因素造成：

首先，边防区域的扩大。战国时，诸侯王疆域较小，据《史记·苏秦列传》及《张仪列传》记载，“燕地方二千里”，“赵地方二千里”，“魏地方千里”，就是最大的楚国也仅“地方五千里”。而至秦统一，发展到汉，疆域范围东西9302里，南北13268里。疆域的扩大，导致边防区域的扩大。“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16]汉“西北、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17]涉及北边24郡。故此驻守兵员增多。

其次，边防对象强大。秦汉时期南有百越、西南夷，北有强胡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南越在平定之前有“甲士数十万”。而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东汉后期的鲜卑“控弦之士二十余万”。[18]面对如此复杂强大的边防对象，没有相当实力的边防兵是不可想象的。

复次，在统一的局面下，人口增多，兵源相对来说也有保障。

边防兵员的增多，相应地加重了百姓的兵役负担。《盐铁论·徭役》云：“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同时，也加重了百姓的养兵负荷量。

[1]详见陈晓鸣：《汉代“将屯”考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2]《汉书》卷四《文帝纪》。

[3]《汉书》卷六《武帝纪》。

[4]《汉书》卷四《文帝纪》。

[5]《汉书》卷六《武帝纪》。

[6]《居延汉筒释文合校》41·27记：“袭八千四百领，……绔八干四百两，常韦万六千八百”，似是居延屯戍区发给士卒衣物总计，若此，则知居延地区有8400名屯戌吏卒。

[7]《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和同书的《叙传》、《冯奉世传》。

[8]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

[9]《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03·15，513·17。

[10]贾谊：《新书·匈奴》。

[11]《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传》。

[12]贾谊：《新书·匈奴》。

[13]《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4]《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5]秦汉时期全国总兵力大约保持在80万一100万之间，详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六章，第二节“军队规模”。在通常情况下，边防军约有20万一30万，占全国总兵力的30%左右。而在秦皇、汉武及王莽时期，其比例显然要高些。故在常备兵源不足时，采取了其他措施。如秦始皇时实行“谪发”“罚戌”，汉武帝时实行谪戍、刑徒充戍、招募等，王莽时亦大行招募。

[16]《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

[1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18]《后汉书》卷九0《乌桓鲜卑传》。

二、边防军的养兵费用

养兵费，这里主要是指军官俸禄和在役士兵的衣粮给养，是用于满足军事人员物质生活需要的费用，此为军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各个时期不尽一致。同时也由于文献记载极为零散，致使各时期的养兵费用难于详考。所幸的是，汉简材料的不断发掘，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这里拟以居延汉简为中心，结合现有文献，对西汉西、北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作些蠡测。以期看出汉代边防养兵费用的一般情况。

(一)军官俸禄。军官俸禄的发放办法，秦至西汉初采用谷俸制，自武帝以后至西汉末年，乃依其官秩等级，每月给予一定数量的俸钱。如据汉简：“右塞尉一人秩二百石已得七月尽九月积三月奉用钱六千”(282·15);“斗食吏三人一月奉用钱二千七百一岁奉用钱三万二千四百”(4·11)。反映西汉官俸的文字材料十分零散。陈梦家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汉简资料，对西汉各级官秩俸禄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结果列成“西汉月俸例表”，[1]可供参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献材料只记八百石以上官秩奉禄，而汉简则多记六百石以下官秩俸禄。边防军官多以二千石及其以下军官为多。所以，边防军官一般根据不同秩别享有16000钱/月一600钱/月不等的俸禄。

至于边防军官具体人数，文献缺载，不知其详。按西汉军队战时的部曲编制，其最基层为什伍编制。这在《续汉书·百官志》及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的木简中可以得到证实，无需多说。而烽燧候望系统的编制，亦与此相差无几。如《居延新简》E·P·T43：39B：“第四燧长史口口关淳口口口钦杜口口迁郭口口口辛二崇凡九人，第十燧长……凡八人，第十黍燧长……凡九人，第二十三燧长……凡十人。”这说明汉代边防最基层的烽燧约十人为一个编制单位，由燧长统领。而燧长月俸为六百钱，[2]和佐史相当，似是军队最低一级军官。我们以此为例，可以得出汉代边防军中军官与士卒的比例约为1：10。如果常备边防军30万，约有各级大小军官3万人左右。

这3万军官俸禄每年开支多少钱?按桓谭言：“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3]可知西汉宣帝以来，一年官俸支出为二十余亿钱。另据《汉书·百官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计算得知：西汉每个官吏一年俸禄平均为16600钱。若取官俸的平均值来计算，则这3万边防军官一年的俸禄开支为：

3万×1.66万钱=4.98万万钱

这是一般情况下的推算。在汉武帝及王莽时期，随着兵员的增多，官俸总额当会略高一些。

(二)衣服供给。士卒衣粮官给，这已为史学界公认。然其供给标准，却限于史文简缺，不甚明确。据《云梦秦简·金布律》载：“受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过时勿禀。”汉代当亦无出其左。为说明问题，兹将居延汉简中有关衣给情况排列如下，以窥一般：

田卒昌邑国 良里公士费涂人年廿三袍一领枲履一两单衣一领绔一两 (19·36)

田卒淮阳郡长平业阳里公士儿尊年廿七袭一领犬 一两私 二两贯敖取 (19’40)

睢阳戍卒西尉里玉口裹袭一领皂布复袍一领皂布禅衣一领皂布复绔一两枲菲一两常韦二两 (179·2A)

一缣复袭布复襦布单襜褕各一领韦单绔布 革履臬殿各口 (82·34)

袭八千四百领右六月甲辰遣口口口口口口绔八千四百两常韦万六千八百 (41.17)

纁复袍一领破盖苑一白布襜褕一领白布单衣一领白布巾一皂复绔一两白革履一两各在官白布单绔一两各在 中 (206·23)

收虏燧卒□井十月食三石□宫袍一领甲官袭一领甲官裘一领甲官绔一两在亭 (E·P·T5：12)

从上述简文所反映的情况看，汉代士卒衣物的供给，亦当为冬、夏衣分廪，夏衣供给常为袭、单衣、单绔等项;冬衣供给当有复袍、复绔等项;日用品当有巾、袜、履等项。《居延新简》E·PO·T52：330：“官予夏衣如口口直五百六万五千一百口口”证明了夏衣廪给;《后汉书·耿宾列传》：“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致敦煌迎兵士寒服。”亦佐证了汉代冬衣廪给。而汉简509·26：“戍卒济阴郡定陶池上里史国县官帛口袍一口口三斤县官帛裘袍一领四斤四两县官帛布一两一领县官帛布绔一两七斤县官枲裘一领不阁县官枲履二两县官袜二两县官口口二两县官革履二两不阁”。似是官给某部戍卒全年衣物总计。我们姑且以士卒一年受一袍、一袭、一单衣、一绔为标准，看其一年衣给费用：

袍价：袍所用布料不同，价格亦高低不一。“官袍一领直千四百五十”(甲附22);“责殄北石隧长王子恩官袍一领直千五百” (157·5A);“口李兀官袍一领直行二百未口”(E·P·T16：11);“缣长袍一领直千二百”(206·28);“口大人积居官袍直五百……”(257·17);“第卅四燧卒吕护买布复袍一领直四百”(49·l0)。一般袍价多者千余，少者四、五百，平均价格在千钱左右。

袭价：《流沙坠简》卷二《屯戍丛残考释·器物类》简三十六：“……袭一领直四百五十。”《居延新简》E·P·Tll：3：“阳又卖同隧卒莱意官袭绔庶虏季游君所直千六百五口。”此简是袭和绔合起来值千六百五，而单一袭价估计在800钱左右。若取其平均值，袭价一般在500—600钱上下。

单衣价：汉简262·29：“……鄣卒张中功贳买皂单衣一领直三百五十……”《居延新简》E·P·T52：913：“……皂布衣直三百九十……”又E·P·T59：413：“口口安君单衣钱二百 八口。”一般单衣价值300钱左右。

绔价：汉简206·28：“……皂绔一两直千一百。”82011：“第卅八卒累绔一两直七百。”257·17：“口口隧长董福口口绔直五百。”91·1：“卖官绔柘里黄子公贾八十”。可见绔价高低不一，多者千一百，少者八十，相差悬殊。估计存在布料质量之差和冬裤夏裤之别。我们姑且取其平均值，一般绔价在500—600钱左右。

综合以上数据：汉代一个士卒的衣物一年以一袍(1000钱)、一袭(500钱)、一单衣(300钱)、一绔(500钱)来计算，其费用当不少于2300钱。[4]若以30万边防兵计算，其一年衣物供给费用当不少于6.9亿钱。

[1]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页。

[2]《居延新简》E·P·T52：129“口燧长张殷十月停六百口”。

[3]桓谭：《新论》。

[4]《居延新简》E·P·T52：110：“口口自言贳燧长孙宗等衣物钱凡八牒直钱五千一百谨二收得。”一人衣装钱值五千一百钱。如果官私各供其半，则官给衣装钱有 2500钱左右。所以我们所推算的士卒全年衣装2300钱，是保守的估计。

(三)口粮供给。从汉简材料来看，汉代士卒口粮供给有如下四种情况：

1.月粮三石三斗三升少。 ·

止害燧卒孙同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正月乙酉自取 (27·11)

卒陈贺 三石三斗三升少审登取卩卒苏登 三石三斗三升少审登取卩

2.月粮三石。

口口卒徐尊七月食三石口

口卩三月食三斛

3.月粮二石六斗。

出 麦二石六斗以廪夷胡嶷卒口

出 麦二石六斗口以廪□

4.月粮二石及其以下

万年 长武糒二石卒魏圣取

出粟卅石石月食卒十五人 (160·8)

九月出麦一石九斗三升少以食斥竟 卒周奉世九月食 (10·3)

大石一石七斗四升以食吏卒一人 (88·10)

根据记载，士卒月粮最高三石三斗三升，最低额为一石七斗四升，数量相差如此悬殊的原因可能出于多种情况。或战时与平时有别;或剧作劳动与轻微劳动有差;或发放口粮的时间地点有异等。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计量器具有所不同。汉简148·15：“凡出谷小石十五石为大石九石”;又简148·41：“人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可知汉代计量器具有“大石”“小石”之分，且他们之间的比例为6∶10，即大石六斗合小石一石。汉简中言及二石及其以下者多为大石计量;而二石以上者则多为小石计量。如此，则三石三斗三升、三石、二石六斗，折合大石分别为二石、一石八斗、一石五斗六升。这与大石计月粮二石及其以下的供给标准基本一致，一般在日食五至六升之间。这在文献材料上亦可得到佐证。《汉书·王莽传》载：“议满三十万众，□三百日粮……莽将严尤谏曰：……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粮十八斛……”即一个士兵日食六升;又《后汉书·南蛮传》载李固駮曰：“……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廪五升，用六十六万斛……”即日食五升。

经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其中所收录简文，对粮食供给标准作了不完全统计：“月粮三石三斗三升”者有41简之多，其他的则为一简或数简。可见“月粮三石三斗三升”是汉代边防士卒供粮标准之通例，折合大石2石左右。如果通常拥有边兵30万，则一年国家所需养兵粮食720万石。

但在实际的供食过程中，由于运途艰难，转输粮谷尚有一定损耗。汉简记录：“右凡十二辆输城官凡出入折耗五十九石三斗”(505·36)，按一车运25石，12辆车共300石，失耗近60石，达20%左右。

另外，边郡部分戍卒家属亦有廪粮情况记载：汉简203·15：“右城北部卒家属名籍凡用谷九十七石八斗”;122·1：“执胡卒富风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大子使女始年七月谷一石六斗六升大凡用谷五石。”[1]

若加上粮谷转输消耗及家属廪粮，汉代边防30万士卒的粮食供给当不在800万石以下。

尤当指出的是，军队的给养要有后勤转输作保障。秦汉时期西、北边兵的大部分粮食要靠中原内腹地区支援。故此，传输任务显得颇为繁重。秦时蒙恬率兵驻屯北边，“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陲、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2]《汉书·食货志》亦云：“中国善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给大农”;又《汉书·王莽传》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自负海江滩至北边。”劳榦在《汉代之陆运与水运》一文中说：“运输之车运塞上者，且远自梁国魏国诸郡”，“今推汉简之文，山东之车率以若干车编队，行数千里，转运之难，大略可想。”由于运程遥远，转输之费巨大。《汉书·主父偃传》说，秦时“天下飞刍挽粟……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师古注曰：“六斛四斗为锺，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致一石。”《汉书·食货志》亦云：“道路之远，转将之难，率以数十倍而致其一。”当然，这些说法难免有所夸张，然按贾谊云：“输将自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能轻至也”，[3]则决非戏言。这在汉简材料中可以得到佐证：

凡五十八辆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适僦 (505·20)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僦人表是万里吴成三两半已入八十五石少二石八斗三升 (505·15)

出钱千三百七 赋僦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506·27)据有人考证：“如汉简所记，从表是至金关，运粮25石，其‘僦’费约1360钱左右，表是至金关的距离与长安至表是的距离约为 1：10，据此则长安雇一辆车往表是运粮，其僦费为1.35万钱，……若从关东起运以及转输至西域、居延，则僦费更高。”“所以，若靠从内地长途转输粮食，则消费十石而致一石大体是不夸大的。”[4]

如果上述的800万石粮食都靠如此转输，其费用是不可想象的。实际情况似不完全如此。边兵800万石粮食供给，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靠边郡垦田就地解决。至于转输这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完成。当时边防转输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征调“更卒”转输，这是百姓的无偿劳役;其二是组织士兵转输，这是士卒本身的事，国家没有付给劳值;其三是雇佣民力转输，这部分却需付“僦钱”。所以，我们所论的转输费用则是指雇佣民力转输这一部分的费用支出。

至于边兵粮食供给有多少要靠雇佣民力转输，史无明文。我们姑且以边兵800万石粮食，有1/4要靠雇佣民力转输，即 200万石，按每车载粮25石计，[5]则需雇佣民车8万辆次。如果按每辆车的平均运程为长安至表是的距离为准，那么，每一辆车的僦费为1.35万钱，8万辆次车载的费用则为：

1.35万钱×8万(辆次);10.8万万钱

这个数据相对于《史记·平准书》：“(武帝)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十百巨万，府库益虚”的记载而言，尚显得相当保守。

总而言之，西汉边防军以30万计，其一年养兵费为：口粮 800万石，军官俸禄、衣装和转输费用约22.7亿钱(军官俸禄 4.98亿、衣装6.9亿、转输10.8亿)。平均每人消耗粮食27 石，费用7600钱左右。

东汉的情况较为复杂，由于兵役有征有募，尚有刑徒兵和夷兵。各部分费用开支不尽一致。作为刑徒兵“皆赐弓弩衣粮”，[6]和西汉义务兵役制养兵费用相当。然稍有不同的是，东汉尚增加了更多的募兵费和夷兵的供养费用。[7]因此，东汉边防军虽不及西汉之盛，但其总体养兵费用支出是较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此，东汉筹边费用动辄“八十亿”甚至“二百四十亿”[8]是不足为奇的。

[1]同样的内容并见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5·25,133·20,194·200,203·3 ,203·7,203·13,254·11等等，此不赘列。

[2] 《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3] 贾谊:《新书·属远》。

[4] 见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5]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6·2：“入粟大石二十五石，车一辆输甲沟候官”;《居延新简》E·P·T7：10：“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辆居摄三年三月。”说明一车载二十五石。

[6] 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

[7] 关于募兵费：案《后汉书·明帝纪》：“募士卒戌陇右，赐钱人三万。”又永平五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估计东汉募兵的募值为每人2万一3万钱左右。至于夷兵的供养费：《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言：“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干四百八十万”;《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永平五年：“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指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同时对乌桓亦“给其衣食”。供给之费甚大。

[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三、边防军的养兵费占国家财政之比重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支柱。我们已经讲过，秦汉时期，军费的筹措，主要来自各种租税和赋敛，尤其是按丁、口征赋。东汉时期除“三十税一”的田租及各种末业税外，按丁、口征赋的项目，通常是算赋、口钱和更赋。[1]

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一般来说，士卒的口粮，主要来源于田租的收入。如《汉书·高帝纪》汉元年：“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载：“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税田租三十税一。”《后汉书·寇恂传》：“收租四百斛，转以给军。”这都是田租支付军粮的例证。而军官俸禄、士卒衣装和粮谷运输之费则多来源于大司农的赋敛分割。如《汉书·食货志》：“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后汉书·西羌传》亦云：“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钱，府币空竭。”

那么，秦汉时期边防军的养兵费用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呢?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于此，权以西汉的情况为例，试作一个大概的测算。

如前所述，西汉通常的边兵为30万。则其一年的养兵开支是：粮食800万石，军官俸禄4.98亿钱，士卒衣装6.9亿钱，为解决给养问题的粮谷转输费用10.8亿钱。共计22.7亿钱左右。而这一时期政府赋税收入有多少呢?据《汉书·王嘉传》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太平御览》卷627引桓谭《新论》云：“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王嘉和桓谭都论及都内(大司农)赋敛钱四十余万万。若以此推算，边防军官俸禄、士卒衣装和转输费占去近23亿，再加上百官俸禄近15亿，[2]若不计国营工商业的收入，则大司农赋钱几乎用尽。何以有其他事业，包括农田水利、文化教育、宗庙祭祀、灾荒赈济等费用的开支呢?确乎财政赤字过大，国家机器难于正常运转。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嘉和桓谭所说的40亿钱，似是指地方财政实际上交到中央大司农的赋敛钱，当不包括用于地方行政开支的截留部分。为说明问题，我们仍以元始二年的人口、垦田数为依据，而对当年的赋税收入来作察看。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有民户12233062户，人口59594978人，垦田数为827053600亩。按当时的赋税征收标准，可得知，这一年赋税收入的概数是：

田租：当时全国垦田面积为827053600亩。按亩产量2石，田租率“三十税一”计算。则当年田租为：

827053600(亩)×2(石)×1∕30=55136900石

赋敛：当时全国人口数59594878，户数12233062。平均每户4.78人，约合五口之家。若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似是二大三小，我们以二人出算赋，一人出更赋，当时岁收赋敛：

算赋：59594978×2∕5×120(钱)=2860558944(钱)

口钱：59594978×3∕5×3(钱)=107270960(钱)[3]

更赋：59594978×1∕5×300(钱)=3575698980(钱)

三项常制赋目总计为：6543528584钱[4]

可见，西汉政权赋敛总收入远远不止40万万。而王嘉、桓谭所言“都内钱40万万”，当是指地方上交到大司农的赋敛数。而地方尚截留了25亿多钱为地方性财政开支。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地方也确实需要支付一部分养兵费用。如《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通西南夷：“蛮夷因以数攻 [吏]，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五十：“金曹调库赋钱万三千三……”陈直案：“金曹当为张掖太守或居延都尉的掾属。据此简文，可以证明当地赋钱，有一部分可以由地方支用，并不完全上交大司农。”[5]说明边郡兵有一部分由边郡地方财政供养。

但西汉西、北边郡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西北边郡地旷人稀，土地尚未得到充分开垦，而且人口又少，赋敛征收有限，再加上又征调了不少内郡的戍卒戍边。故此，边郡地方财政不胜供给，由大司农调钱助养。正所谓“边郡诸官诸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给相足’。至于边郡地方财政具体供养数量和方式，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但不管是边郡地方财政供养还是中央大司农赋税调拨，它都是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算出边防养兵费用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

口粮：(8000000石∕55136900石)×100%≈14.51%

赋敛：(22.7亿∕65.435亿)×100%≈34.7%

这是总体情况的比例。而具体到百姓负担上，当时百姓的养兵负荷量如何呢?我们也可以作个测算。

按汉平帝元始二年户数和垦田数之比可知，当时一户所拥有的田亩数平均为：

( 827053600亩/12233602户)≈68亩/户

按亩产2石，周租“三十税一”计，平均每户岁出田租为：

68亩×2(石)×1/30≈4.5石

赋敛钱一户按五口之家，二大三小计算，其每户一年出赋敛为：

(2×120)+300+(3×3)二549钱

而我们前面所述，边防兵每人每年要消耗粮食27石，费用 7600钱。则平均每人每年需消耗6户田租(27石/4.5石)，用掉约14户的赋敛(7600/549)。这也反映出当时供养边防军任务之艰巨。所以，凡遇有边防战急之时，军旅数发，则国家财政往往不胜供给。如秦始皇时，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6]汉武帝时“外事四夷”，“大司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7]王莽时，为伐匈奴，在边境临时增驻20万兵，“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8]东汉和帝时，窦宪伐匈奴，“而大司农调度不足”;[9]安帝永初年间;“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债数十亿万”。[10]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了保证这巨额的养兵费用开支，政府往往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在秦代“厚赋天下”，“赋敛无度”，[11] “头会箕敛，以供军需”;[12]汉武时“民户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13]王莽时“赋敛民财，什取伍”，[14] “数横赋敛，民愈贫困”[15]东汉时“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外伤羌虏，内困征赋”，[16]实行赋外征调。赋税剥削的加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统治阶级为了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往往也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来保证边防养兵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队屯田、殖谷于边。为解决边防军粮食供给紧张问题，汉代开创了军队屯田。《史记·匈奴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自此以后，边防军屯正式成为一项制度，边郡设农都尉管理屯田，已如前所述。而且在特殊时期，亦多置屯田。如赵充国率部戍守金城，向宣帝建议：“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部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17]王莽时，“乃以(赵)并为宜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18]

屯田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多少解决了部分军粮供给。但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巨额的军粮委输费用。西汉赵充国说：屯田“益积蓄，省大费”;[19]东汉曹凤亦云：“广设屯田……殖谷实边，有省委输之役”;[20]顺帝时由于在北地、上郡等地屯田，因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21]正因为如此，汉代屯田自武帝元狩四年开始后，基本没有停止过，成为汉王朝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二，入粟拜爵，贮备边粮。汉代贮备边粮亦采取了入粟拜爵和入粟射官等形式。如文帝时，“匈奴数侵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当廪者”，乃“令民入粟边，六百石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干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22]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23]武帝时，由于师旅数起，“粮食不足……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24]入粟拜爵，入谷射官，在一定时期，减缓了戍卒粮食供应紧张的难题。

第三，盐铁官营，以税助赋。汉代盐铁官营的直接契机是边防供给不足。《盐铁论·本议》云：“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先帝哀边人之久患……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专卖给汉王朝带来了巨额收入。《史记·平准书》载：“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桑弘羊称此举为“安边足用之本”。[25]

第四，假王侯租，减百官俸。当国家财政紧缺时，为筹措边费，假王侯租赋，减省官俸的情况也为常有。其中尤以东汉时期为最。例如：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贷王侯国租一岁”;[26]桓帝延熹年间，“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或“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27]由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后汉书·冯绲传》说：“币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

不仅如此，有时还向百姓借贷。如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28]又永初四年，因“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县官不足，辄贷于民”。[29]

总之，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主要来源于田租和赋敛的征课。但在供给紧张时，也采取过其他一些措施，以补军资之不足。

[1] 详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 239页。

[2] 桓谭官百官俸禄20亿，而其中边防军官俸禄占去近5亿，所剩其他官吏俸禄则只有15亿钱。

[3] 依《汉仪注》：口赋额为23钱。其中20钱“以供天子”，这里只计归大司农的3钱，“以供车马”。

[4]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3岁以下，56岁以上者免赋。但另有商人、奴婢倍算，达龄女子未婚五算。免赋与罚赋，可视作互相抵消，故约略不计。

[5]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53页。

[6]《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7]《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8]《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9]《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

[10]《后汉书》卷五二《庞参传》。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2]《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

[13]《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14]《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15]《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6]《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

[1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18]《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1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2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2]《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2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4]《盐铁论·复古》。

[25]《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26]《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7]《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28]《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29]《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疆域广阔，边防战线拉长，边防军也随之增加。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为20万一30万左右。而在秦皇、汉武、王莽时期，由于“外事四夷”，边防兵力极盛，大约保持在50万一80万之间。

边防军增加，其养兵费用也相应增加。由于西、北边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之不便，供养边防军的任务显得极为繁重。在一般情况下，士卒的粮食消耗800万石左右，约占全国田租的14.5%;费用支出近23亿钱，约占全国赋敛收入的34.7%。它构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支出。而在边防军事形势紧张时，国家财政往往不胜供给，不得不采取其他补救性措施。秦汉时期，国家财政困难大都是由于边防养兵费用支出超度所引起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秦汉时期之所以宁愿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去供养庞大的边防军，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和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1]强大而巩固的边防，是秦汉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2]然而，要保证强大边防武装力量，巨额的养兵开支就必不可少。这就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的沉重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被统治阶级转移到广大编户身上。恩格斯指出：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秦汉时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页。

[2] 《汉书》卷二二《刑法志》。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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