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汉书》卷59《张汤传》。

② 《汉书》卷81《张禹传》。

③ 《汉书《卷71《平当传》。

④ 《后汉书》卷l《光武帝纪》。

⑤ 《后汉书》卷32《樊宏传》。

⑥ 《后汉书》卷15《李通传》。

⑦ 《后汉书》卷18《吴汉传》。

种“贱商’’的规定了，也未有过“抑商’’问题，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存在。同时，自和帝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①，正式废除了盐铁官营政策，从此，一直到东汉末年几乎未曾有过大的变化。再就是取消酒类官营，除灾歉之年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酿酒业的产销。

东汉的工商业政策，是秦汉社会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经济并非“萎缩”，而是仍在持续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

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②。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③。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尤其是新开发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④。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人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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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4《和帝纪》。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③ 《后汉书》卷49《王符传》。

④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折国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①。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济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后汉书·西域传》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群，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经营范围，主要是少数民族用牛、马及皮毛换取中原地区的铁器、丝绸。至于东汉与大秦、天竺、掸国、倭国的联系也扩大了。东南的会稽、交趾，西南的永昌、益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或基地。汉廷同国外的贸易范围，主要是用金银、丝绸等换取贵族所需的象牙、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当时“交通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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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2《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28《桓谭传》。

③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④ 《后汉书》卷34《梁冀传》。

钱”①了，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了。所以，《晋书·江统传》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时期尽管实物货币一度抬头，但铜钱并未退出流通领域，国家财政收支、民间贸易仍流通着金属货币。从东汉繁荣的市场及商品交换、商业形态发达的现象看，没有相辅相成的货币经济是很难设想的。事实上，东汉的商品经济在西汉基础上仍在向前发展，并逐渐被纳入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更加成为地主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时，可以说封建经济的体系进一步得到了确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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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0《赵壹传》。

② 《后汉书》卷8《灵帝纪》。

二、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

随着封建地主制的确立与形成，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是，对其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在认识上则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当时商品经济有突出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表现为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平均利润率，出现了以产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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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邓福秋：《西汉前期的商业经济区与全国统一市场》，《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但更有学者认为：秦汉商品经济虽然比先秦发达，但充其量是简单商品经济。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只能充当自然经济的“婢女”。不同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他们指出：对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宜估计过高，这时的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附庸和补充①。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对之应做何等评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综观史实考之，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和先秦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的主要表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数端：

首先是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商品经济发达与否，这和商品流通有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之间已有较多的商业交往。当时的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②，不同地方的物资，确实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流通。但由于受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其时的商贸往来主要限于中原地区。

时至秦汉，随着国家统一、关梁开放、交通开辟，使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更加增多，市场广度空前扩大。当时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同样是商人周流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之间也有汉商的贸易往来。当时富商大贾可以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③。由于东南西北中的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流动。其表现是：北方向南运的商品，主要有马、牛、羊、毡、毯、裘皮、筋角等;南方向北方运的商品，有犀角、象牙、翡翠、碡瑁、珠玑、楠梓、黄金、锡、铝、丹砂等;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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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管子·小匡篇》。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西运的商品，主要有鱼类、海盐、油漆、蚕丝等;西方向东运的商品，有竹木、旄牛、玉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乃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回外地的方物、特产。至于周边各族如西域、匈奴、羌人输入内地的商品，有名马、骡、驴、骆驼、毡裘、狐皮等;内地输出的商品，则主要是铁器和丝绸等。可见，秦汉时期，各地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明显扩大。

商品交换的主体，除商人外，广大“编户齐民”，特别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更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市场大量出现;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实现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他们进行经济运作的必然要求;三是豪商、高利贷者插足小农的再生产过程。这方面有大量文献记载可证，于此暂可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