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要指出的是，秦汉时期，商业形态多样，商品流通渠道亦有了很大拓展。当时的商业，就其性质来说，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如：秦有“官府市”，官府常将剩余物资或淘汰的旧物等在市场上零售①。汉初也然，如据《二年律令·金布律》称：“县官器敝不可缮者，卖之”。又规定：“官为作务，市受租，质钱，皆为缸，封以令……”。手工业产品出卖的钱，必须“辄人钱缸中”②。到汉武帝时官府从事的商业活动更有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就是例证。官府不仅直接进行盐、铁的产销，还策划贩运业与囤积商业。尽管官营商业是国家操办的，其出发点和私营商业有所不同，它不是完全为了牟利。但其商业形态或商品流通方式是大体近似的。就是说，不论官营商业抑或私营商业，实际上大都存在着直销、贩运、列肆或肆店等商品流通渠道。大量史实表明：汉时既存在自产直销的商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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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活动，更有利用地区差价，贩贱卖贵的贩运商业;在全国各城市还有为数众多的肆店零售商业。这各种商业形态的发展，都为商品交换，互通有无，大开绿灯，提供了方便。

秦汉时期，不仅商品交换的空间扩大，人们与市场的联系普遍，商业形态多样，而且商品流通量也比较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有关汉简记载，当时商业行业不下二三十个，商品种类多达三百种以上，而营业额也动辄以百、上千乃至万数为计。在“通邑大都”，一年出售“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此亦比千乘之家”①。可见，当时商品流通量相当之大。所有这些都是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我们对此确乎不容忽视。

其次是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市场的发育水平是衡量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又一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稍大的市场。如齐国的都城临淄有“大市”、“中市”、“右市”，燕国的易都有“左市”②等。这些都会市场，虽然可以解决民间物资匮乏、促进货物流通、增加国家的市税收入等多种功能，但其规模和发育水平，却不可和汉代相比。

秦汉时期，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发展，交换频繁，各级市场蓬勃兴起。从京畿到郡国涌现了多层级市场，还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大的都会市场。例如：

西京长安，自高祖定都后，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长安城区商、业市场日益发展，出现了“九市”。如据记载：当时“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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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裘锡奎：《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十六桥”。又云：“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①。东京洛阳，位居中原，“超大河，跨北岳”，处要冲之地。自光武帝在此建都后，规模扩大，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六里。据载：“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②。又云：洛阳有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③。长安、洛阳这样的京畿市场，既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又是著名的国际性都市，商品琳琅满目，来自各地的商人众多，不少国际商贾云集于此。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繁荣。故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对长安的繁华，都有生动的描写。不仅市场熙熙攘攘，人口拥挤，所谓“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而且各色商品，“求者不匮”。至于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④，牛马车舆，填塞道路，资末业多，市场也是相当繁荣的。

除京城长安、洛阳外，区域性的都会市场，同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全国各地涌现了十余座卓然不凡的天下名都。其中最主要的有临淄、邯郸、宛城、成都等。临淄在战国时代就声闻远近。据称：“临淄之中七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⑤。西汉前期，人口已达10万户，多于京师长安;商品交换频繁，仅市租收入竟达千金。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⑥。邯郸地理位置重要。《盐铁论·通有篇》说：它“纂四通神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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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辅黄图》及《汉宫阙疏》。

②　 蔡質：《汉仪》。

③ 《太平御览》卷191陆机《洛阳记》。

④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⑤ 《战国策·齐策》。

⑥ 《史记》卷52《齐悼王世家》;《汉书》卷58《高五王传》。

当天下之蹊”。战国时期，阳翟大贾吕不韦父子两代久居邯郸，“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①。西汉时随着工商业迅猛发展，邯郸之地，“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②，成为中原重要的商业城市。宛城地处南阳盆地，物产丰富，又有水陆四通之便。司马迁《货殖列传》称其：“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班固《地理士》有“南阳好商贾”之谓。桓宽更是将宛地商人置于周、齐、鲁之上。这里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工商业的发展使宛城跻身于天下名都之列。而成都，在秦时就“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③。到了汉代，商业更加繁荣。左思《蜀都赋》称：这里“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市场欣欣向荣。要之，这些著名都会，往往成为区域性市场，是跨郡国的商贸场所，为各地商品对流提供了条件。许多富商大贾、贩运商人，为了“得其所欲”，追逐“货殖”，周流于这些市场经商，因此，呈现出比较兴盛的局面。正因此，故王莽时期，选定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师④。表明这“五都”，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推动与核心作用。

诸多史实说明，秦汉的商业市场，特别是京畿、都会市场是比较发达的。尤当注视者：一是市场规划整齐。一般都设有闤、阓、隧、廛、市楼等建筑设施。二是市内的肆店林立。其中有酒肆⑤、屠肆、肉肆⑥、药肆⑦、书肆⑧，还有牛肆、马肆⑨革肆、帻肆、鱼肆、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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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