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诗亡”与“《春秋》作”之论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它既体现着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由合而分的历史轨迹,又展示着儒家士人话语建构的乌托邦精神;既昭示了从孔子到孟子社会文化空间的嬗变,又彰显了儒家士人重新统一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自此之后,借助于对“诗”的阐释①来恢复“王者之迹”以及依靠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来以话语建构干预现实权力的努力,便成为儒家士人千百年中遵循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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