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圣》篇云：
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
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
《宗经》篇云：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
其中《原道》篇与《宗经》篇只是泛称《易》意旨深远隐复的特点，《征圣》篇则具体言及《易》精义曲隐的具体方式，即通过“四象”来表征，此与《隐秀》篇所论完全一致，足见《易》的“四象精义以曲隐”的表意方式是刘勰标举的“隐”的典型范式。那么，“曲隐”“精义”的“四象”是如何体现“隐义”的呢?欲明乎此，就须了解“四象”产生的方式——“互体变爻”。[ix]
《隐秀》篇言及的“变爻”包括“变卦”和“卦变”两种方式。“变卦”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按《系辞》所述程序规则占得六爻，构成一卦，此为别卦;然后将别卦六爻中之一爻或由阳爻变成阴爻，或由阴爻变成阳爻，便生出另一个别卦，前后一共可得六个别卦。原有别卦与变爻产生的任一别卦的卦象、卦辞和变爻之辞可相互参读，以解释繁杂多变的事理。这种占卜法即名“变卦”。所谓“卦变”是将“变卦”法中的变爻由其中一爻依次推至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这样每一别卦可生六十四别卦。后代《易》学家又发现：每个别卦中除了一至三爻、四至六爻各是一经卦(即最初的“乾”、“坤”等八卦)外，二至四爻、三至五爻也可各组成一个经卦，因为别卦中所藏的这两个经卦共用三、四爻，所以称“互体”卦。这样，别卦中原有的两个经卦是显象，两个互体卦则为隐象。当这个别卦每次变爻之后就会再产生两个互体卦，即两个隐象。前后就共有四个隐象。因此，刘勰说：“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又说：“四象精义以曲隐。”
透过这些枯燥繁琐的描述，可以看出刘勰心仪的“隐”的范式或曰原型就是《易》及《易》学所蕴含的寓言式表意模式。这一模式有其明确的符号——卦象，有其操作性很强相对定型化的寓意方式——互体和变爻，有其待解的义理——“精义”，有其系统的阐释手段——卦辞、爻辞。构成这一寓言式表意模式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象”与“义”，或者说是“象”与“意”。各种卦爻符号、卦象、爻辞、卦辞皆可归为“象”，有待阐释的“精义”就是“意”。
随着《易》这个“隐”论最直接的隐在文本的出场，一系列隐在文本又显露出来。“隐”论与《易》及《易》学的渊源前文已析之甚详，那么“隐”论与《书》、《诗》、《礼》《春秋》是否也有渊源呢?情况在这里显出了差异。由第一章所引《宗经》篇论述“五经”的那段话可以看出，《易》之外的其他四经中，《书》只是因文辞古奥而难懂，算不上“隐”体;《礼》规定的是明确的行为规范，也谈不上“隐”;《春秋》“婉章志晦”，似乎合乎“隐”体，但所谓“一字见义”，“以先后显旨”，不过是利用选字、详略、语序等常规的语言手段表达客观事理，暗示主观态度，与《易》的自觉完整的寓言表意模式判然有别。堪与《易》比较的只有《诗》。本处虽论述简约，但已经指出了《诗》具有寓言表意模式的两种要素：属于“象”系列的“兴”和“喻”，属于“意”系列的“深衷”和“志”(刘勰对《诗》的诗学更详尽的阐发在《比兴》篇)。
前文曾指出因《隐秀》残篇无法提供关于“隐”的例文，给我们完整准确地阐发“隐”的涵义带来了困难。行文至此，情况似乎有所改观：根据刘勰在《比兴》篇中对“兴”之“隐”的界述，其旨趣实与《隐秀》篇之“隐”论以及《易》之“四象精义以曲隐”的思想相通，因此《诗》可以作为刘勰“隐”论的另一类隐在文本——文学类的隐在文本，从而与“隐”论的非文学类隐在文本——《易》——两端对待，互为补充。
《隐秀》篇“赞”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余味”与“隐”关系甚密，如何理解“余味”会影响到对“隐”的性质的确定。肖洪林先生认为“余味”即《物色》篇的“情有余”：“《物色》标举‘物色尽而情有余’，认为这样的作品才‘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可见‘余味’即‘情有余’，也就是情余言外。是‘情有余’，才‘味无穷’。”其结论是：“‘余味’实质上是情;从创作过程说，它是心物交感和捕捉、组织意象的产物;从作品的表现说，它主要产生于虚处，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x]“味”在《文心雕龙》中计有17例，其间语境差异颇大，语义自然有所不同。肖先生只取《物色》篇为准依，其思理失之过疏，其结论失之片面。“味”在古典文论中用义极广，非此处所能厘清，本文想强调的是，“味”不仅有司空图所倡导的含蓄空灵之“味”，也有寄托质实之“味”，不仅可以言情，也可以言理。《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文心雕龙·宗经》称儒经“余味日新”，《体性》称扬雄作品“志隐而味深”，《史传》称班固《汉书》“儒雅彬彬，信有遗味”，……都不能说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隐秀》篇的“余味”当指寓意。[xi]
论析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刘勰《隐秀》篇的“隐”论既是对《易》学寓言式表意模式的演绎，也是对汉代经学家以“美刺讽谏”说论《诗》之“比兴”的批评理论的总结;也就是说《隐秀》篇的“隐”论是以《易》学“隐”论和《诗》注“隐”论为话语前提，是对《易》学“隐”论和《诗》注“隐”论的集中与融合。三种“隐”论都属于寓言诗学范式。[xii]
二、“秀”义重解
下面考察“秀”。
要辨析“秀”的诗学内涵，首先要辨明“秀”与“隐”的关系。过去“龙学”界受张戒引文影响，形成了“隐秀”论即诗歌的“意蕴——形象”论的理解定势，于是“隐”与“秀”的关系成了被表现与表现的关系，在诗学内涵的分析中，两个概念再也无法分开。但是本文以为，“隐”“秀”并非一体之两面，应是互为对照的两种诗歌文本形态。根据之一，《隐秀》篇与《比兴》篇、《风骨》篇、《情采》篇一样，都不过是根据相反相对的关系把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并列于一篇，以形成内涵上的比照，譬如“比显”与“兴隐”、“风清”与“骨峻”、“情真”与“采滥”等。根据之二，不少持“隐”“秀”关系为“意蕴——形象”论者往往以《隐秀》篇篇首的一句话为依据，而实际上是误解了这句话。此句原文如下：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
王锺陵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隐为源奥、盛根，秀为支派、峻颖;隐是秀的本源，秀是隐的体现;隐是体，秀是用。‘隐秀’这一概念正是玄学体用之说的美学化，亦正是玄学自然之道的具象化。”[xiii]在此基础上王先生展开了对“隐秀”内涵的论述：“‘秀’和‘隐’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隐待秀以明，另一方面秀依隐而深;秀是隐的发抒和表现，而隐是秀的宗旨和归宿。”[xiv]王先生的理解在国内“龙学”界很有代表性。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虽然在解读“隐”与“秀”的关系时表现出某种难得的审慎和犹疑，可是一旦转向这句话，其理解与傅庚生先生却如出一辙：“我们无法肯定，‘隐’和‘秀’代表两种不同文本的不同写作，还是同一文本的两个缺一不可的不同方面(如果是后者，我们仍不能肯定它们是同时的还是一前一后的)。有时候刘勰似乎想指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可是，开头这一段强烈表明了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有机关系，它们出现在同一文本：根深所以花秀，秀花是深根的明证。”[xv]可能是语言的隔阂防碍了宇文先生对这句话语意的细察，其实如果能摆脱“根情苗言”之类的比喻所造成的理解定式，仔细分析这句话的中的几个喻依之间以及喻依与喻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句话应该能帮助宇文先生对“隐”“秀”关系作出第一种理解，即“隐”“秀”代表了两种不同文本的不同写作。王锺陵与宇文所安两位先生的理解可示意如下：
源 派
根 颖
隐 秀
这种类比不仅未顾及《隐秀》全篇，甚至未顾及全句。这句话实际上有两层比喻，应该分两层解释。第一层以“源奥”和“根盛”比喻“心术之动远”和“文情之变深”，而“派生”与“颖峻”的喻旨尚未点明;第二层中“文之英蕤”是将前面的“派生”与“颖峻”两个喻依合而为一，共同比喻“隐”“秀”。“英蕤”本指花叶繁盛，这里是精华的意思。也就是说，“隐”和“秀”都是文章的“英蕤”，都是文章中的精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精华。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说，“隐”和“秀”乃是文章的精华，好像深远的源头导出的不竭的流水，又像壮盛的树根生出的繁华的枝叶，而这个“深远的源头”和“壮盛的树根”就是深远的“心术”和“文情”。要完整、准确地把握这句话的意思，不可将第三、第四、第六三个分句单独拈出来配对，而必须注意一、二两个分句与后面比喻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分句五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示意如下：
心术之动远 源奥 派生 隐
文之英蕤
文情之变深 根盛 颖峻 秀
可见，《隐秀》篇的第一句话是对“隐”与“秀”的合训，接着第二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转为对“隐”“秀”分训，此后第三句“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又合训“隐”“秀”为“旧章之懿绩”与“才情之嘉会”，正好与第一句构成呼应。